当我的学业突飞猛进的时候，我们的国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56年的合作化运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农村，号召农民把把土改时分得的土地，车马，生产资料都交到高级合作社，统一管理，统一分配，农民们过起了大集体生活；在城里，也把分散的小商小户集中起来统筹管理。像父亲一样拉脚的运输个体户，车马运输工具被都归到一起，成立了运输合作社，统一生产，平均分配。父亲就成了一名运输社的工人了，每月可以领到五十几元的工资；爷爷交出土地和牛车后，被安排在镇郊菜队上班，每月也可领到几十元的工资，吃供应粮。哥哥小学毕业后，听说建材厂招工，就没去念中学， 去考了电工，前三年是学徙工，每月工资十八元。这样，哥哥也成了一名国家工人了。家里一下子有了三个挣工钱吃公粮的劳动力。

　　日期：2012-04-14　23:27:16
　　可惜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多久，我们又失去了一位挚爱的亲人。我小学四年级的一天下午，秋雨绵绵。刚放学没多久，菜社的一名工人气喘嘘嘘地跑到我家，说我爷爷干活时突然摔倒了，人事不省。母亲听完立刻跟着来人去了诊所，并吩咐我去找父亲和哥哥。我们到 了那儿，看见老大夫正在给爷爷扎银针。看到家人都来了，大夫起身拉着父亲走到一边说，“老人得的中风，估计够呛了。你们趁现在把老爷子抬回家吧，我再调理点药，去你们家诊治。”父亲背着爷爷，我和哥哥扶着，心情沉重地走到家里。大夫拿出一枚说是很名贵的中药丸，温水研磨了给爷爷灌下去，接着又给打了几针，过了好一阵子，还没见效。爷爷平躺在炕上，已经开始抽搐了。大夫叹了口气，对父亲说，”对不住了，我已经无能为力了，你们准备后事吧“。晚上掌灯时分，爷爷痛苦地咽下最后一口气，与世长辞了。

　　爷爷的离世，比姐姐的夭折给了我更大的打击。我趴在炕上哭了两天两夜，脑海里全是爷爷对我无尽疼爱的画面：他给我买小人儿书，做冰刀，领我抓家雀儿，抓蝈蝈。只要我有什么要求，哪怕是过分的要求，爷爷都会背着父母亲偷偷满足我。经过了少年，青年，壮年直到现在的古稀之年，也丝毫没有磨灭我对爷爷刻骨铭心的想念之情。我太想我爷爷了！

　　母亲和哥追着我去上学，我一个劲地哭，说什么也不去。哥哥去学校找到我的班主任老师。第二天老师来到我家，把我叫起来，耐心地开导我很久，加上父母的劝慰，我才跟着老师上学去了。
　　放寒假了。因为没有了爷爷的眷顾，我在家也玩不下去了，一点兴趣都没有。有一天，老家我四舅和我大表哥来到我家，找父亲帮忙买 辆永久牌自行车。大表哥比我大三岁，和我同样爱玩，兴趣相投。我们一起玩儿了两天后，父亲托人买着自行车了，四舅也领着大表哥要回家了。临走时，大表哥提出我领我去他家玩。我一听正中下怀，父母亲看我这么愿意去，也答应了。于是我随着四舅和大表哥去了姥姥家。

　　这个寒假过得还真开心。换了新环境，暂时冲淡了我对爷爷的思念。大表哥每天都领我出去找村里的孩子玩打尜儿，掷铅铊儿之类的游戏，晚上领我到高级社的队部云看小剧团演的拉场戏，二人转，虽然小乡村的文艺节目水平不高可是这不用花钱买票哇！
　　快过年了，父母亲捎信儿让我回家过年。虽然没玩够，我毕竟有点想家想母亲了。大表哥强行挽留我过了小年，送我上火车回家了。
　　到家后，我拿出大表哥送给我的铅铊，大铜钱儿等分给三弟老弟，又着实炫耀了一番我在老家的见闻，看着弟弟们羡慕的眼光，我很得意。母亲看着也情不自禁地笑了。
　　1957年的春天来了，新学期开始了。我开始注意到身边的不知不觉的变化。我上学途中总能看到街道上高悬的标语 “大力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久之后，学校里，各个单位里都开始了大鸣大放运动。学校里开大会，校长也号召每个人都要说出心里话，向党交心，提出建议和意见， 即使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有不满和异议，也要大胆提出来。第二年，标语变成了“赶英超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人民公社好”之类的，人们变得精神十分振奋。街道上，时常看见一群群农民们敲锣打鼓地去种田，工人们扛着彩旗去小高炉大炼钢铁，学生们也擎着标语旗去帮工人炼焦炭去。真是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人山人海，群情激昂。

　　1959年夏天，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玉泉第一中学, 结束了懵懂又激越的小学时代。临分别时，全体同学与我们敬业的老师们合影留念，同学们互赠书签，香片等小礼物，依依惜别。那种同窗之间，师生之间的真挚情谊，至今历历在目。
　　日期：2012-04-21　12:43:08
　　【九．抉择】
　　开学了，我走进了中学的大门，走进了新教室，既新鲜又陌生。同学们陆续到齐了，互相望一眼又马上把眼光移开。
　　第一节课是语文课，老师让我们轮流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再写一句话来抒发对党和国家的热爱之情。轮到我了，我大步流星走上讲台，不假思索地在黑板上写上我的名字，高玉田，然后自豪地写下，“大跃进的歌声响彻云霄”。教室里一阵小声地赞叹之后，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老师拍拍我的肩膀说，“书法刚劲有力，辞句气魄不凡，玉田同学是栋梁之材呀！”

　　我的中学生活，便在这赞扬和掌声中开篇。同学们都乐意接近我，或者请我解个难题，或者求我写个字贴拿去临摩。老师们对我也十分器重，学校里所有政治宣传，大字报，小字报，墙报，标语等等都交给我来草拟和书写。同学们的崇拜，师长们的宠爱，不到一个学期，我就成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1960年开始，红旗飘飘，锣鼓喧天的景象慢慢消声匿迹了，从城市到农村，逐渐呈现萧条的迹象。大跃进时代，农村里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要求土地要深翻三尺，结果是把上面肥沃的黑土翻到了底下，把下面贫瘠的黄土翻过来盖到了上面。这样第二年长出的庄稼又黄又瘦弱。到秋收的时候，农田大减产，有的甚至颗粒无收，致使全国粮食紧张。城市里，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中建起的一片一片的土高炉，也都废弃了，为此造成了财力物力人力的浪费。雪上加霜的是苏联专家突然撤离，我们许多匆忙上马的建设项目也悉数搁浅。城乡经济都满目疮痍。现在提起来都说“三年自然灾害”，可是我们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知道那并非天灾啊。

　　那时我16岁，在初二读书。因为粮食紧张，又要给苏联还债，国家号召全民节约。为此，住城镇吃供应粮的居民，每人每月都要节约三到五斤的粮食。这样，一家人的口粮就不够吃了，只能靠瓜菜填补。我和两个弟弟就想方设法地帮母亲找些食物来：放学后和星期天去山上采野菜回来掺在粮食里吃；秋天去农家田里拣些白菜叶，萝卜叶子回来晾干，留到冬天吃；有时也到火车站里登上运完菜的空车里，拣些夹缝中的小地瓜和小土豆，就如获至宝地捧回家里煮着吃，很香！

　　因为父亲和哥哥每天都要按时上班，爷爷又不在了，没有人弄柴火，父亲就让我承担起了这个任务。虽是城镇居民，可是我们住的是土房，土炕土灶，要烧很多柴禾，家里的木柴时常供不上趟儿。我就领着弟弟们到六七里地外的山林子里拣点儿干树枝背回来烧；有时也去近一些的山边地头儿割些蒿草回来晾干了烧。
　　有一天，我和弟弟们又去山边儿荒地上割青蒿子。青的蒿草又湿又沉，我只能扛两捆，弟弟们一人扛一捆还踉踉跄跄。正发愁呢，看见对面山坡上有一码儿已经晾干的蒿子。我眼睛一亮，立刻放下湿柴禾捆子，说，咱们扛点儿现成儿的吧，又轻快，到家还立刻能烧。于是我们跑过去，我扛了六捆，三弟扛了四捆，老弟扛了两捆，干爽爽轻飘飘的。我们说说笑笑地往家走。刚走了没几步，就听到一声“站住”，只见一个穿工作服的人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我们傻眼了，放下柴禾，呆呆地站在原地。那个人吼叫着来到我们面前，不由分说打了我两个大耳光。老弟吓得哇一声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