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是有两种的。一种是制度性的正式特权，比如依清制，轿子是有特权等级的，不可随便坐坐的，据晚清学者福格编撰的《听雨丛谈》记载，“亲王、郡王准乘八人肩舆”；“京官一二品汉大员，均乘肩舆，舁以四人，三品以下不乘肩舆，亦无二人肩舆之制”；“外官武臣均乘马，文臣督抚、使臣，舆夫八人，布政使而下至知县，皆肩舆四人”；“佐贰杂职只准乘马”。也就是说，亲王、郡王与地方督抚才有乘八抬大轿的特权；一二品京官与布政使、道员、知府、知县等地方官只可乘四抬大轿，“佐贰杂职”则是没有资格坐轿的。这好比是时下的领导配车规定，副省级以上可以配备排量3.0升的公车，县级干部只能配备排量1.8升的公车，科级干部则没有配车待遇。

　　当然标准是不是不打折扣地被执行，则另当别论。假如哪位县老爷的势力足够大，坐坐八抬大轿、3.0升排量豪华轿车，虽然有违法规，但法规也是拿他没办法的。事实上，到了晚清之时，“佐贰杂职”乘二人肩舆已经相当普遍了，不过这又是不合制度法规的，用福格的话来说，“非制也”。这种“非制也”的“乘轿权”，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隐特权。

　　隐特权尽管没有明明白白写在法律文本之上，却深深扎根于社会势力结构之中；尽管缺乏合法性的认可，却获得既成事实的默认。
　　显而易见，制度性的特权，改写一下制度条文就可以废除了，而隐特权则因社会势力结构的根深蒂固而难以撼动。打个比喻，取消纳妾制很容易，但要阻止有权有势的男人养情妇、包二奶，那就难比登天了。
　　我想引用蒲松龄辑录在《聊斋志异》中的“盗户”故事来说明这种隐特权：
　　清顺治年间，山东的滕县、峄县，十人而七盗，官不敢捕。后来盗贼受招抚，县令为他们另立“盗户”名册，与一般民户区别开来。凡是盗户与良民相争，官府曲意左袒，因为生怕他们再起来造反生事。后来，讼者便动辄冒称自己是“盗户”，而仇家则竭力揭发他是假冒伪劣。双方诉到县衙，往往不辩是非曲直，而先以盗名之真伪，反复纠缠。官府无奈，只得再三核查他们的户籍，再来裁判谁是谁非。

　　到衙门打官司的人为什么争相冒用“盗名”？无非因为盗户受到官府的倾斜性保护，相当于拥有司法豁免与优先救济的特权。这种特权不可能出现在任何正式的红头文件上，只是得到当地官员心照不宣的默认而已。这就是隐特权，我们也不妨命名为“盗户特权”。
　　观察一下盗户的特权，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盗户的势力。滕、峄两地，十人七盗，尾大不掉，连官府也顾忌三分，“官不敢捕”，也就是说，在滕峄小社会，盗贼或许声名狼藉，却处于势力博弈的上风，具有某种隐权力。第二、官府的势利。盗户受招安后，官府为他们另立户籍，对他们“曲意左袒”，因为怕他们重新造反，也就是说，盗户的隐权力得到了官府的承认。强者有势力，官方又势利，一种隐蔽的特权格局就生成了。

　　盗贼一般都是失势的社会边缘人，被正统社会遗弃，受统治阶级镇压，像滕峄盗户这样“得宠”的，毕竟很罕见，所以蒲松龄感叹道：“世局又一变矣！”——这世道变了！

日期：2009-09-08　08:27:07

　　隐蔽的特权格局(2)
　　盗贼一般都是失势的社会边缘人，被正统社会遗弃，受统治阶级镇压，像滕峄盗户这样“得宠”的，毕竟很罕见，所以蒲松龄感叹道：“世局又一变矣！”——这世道变了！
　　如果世局未变，则通常是士绅阶层才具备那种令官府另眼相看的隐权力。这一隐权力主要来源于两点：其一，士绅作为“齐民之首、乡民之望”，可以半正式地参与地方治理，在地方上具有较高的威望与动员力；其二，他们与官场中人乃至朝廷高官保持着千丝百缕的私人关系，能假此官之手左右彼官之仕途命运。因此，官府对待地方士绅，不能不礼让三分，按照“强者有势力，官方又势利”的道理，“盗户特权”就落到了士绅集团手里。

　　我们都知道，在司法待遇上，有功名的士绅见官免跪，可站立听审，并且不受刑罚；在经济上，士绅可免纳丁税，还享有若干担粮的田赋“优免”。这些都是制度规定的正式特权，还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稳特权。士绅的隐特权主要体现在：他们往往能够利用其财力、关系网、社会地位、个人权威、人情面子等隐权力去影响公共决策或官方态度，从而像滕峄的盗户那样获得官府的倾斜性眷顾与法外恩惠。

　　士绅的能量
　　隐特权存在于帝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我们现在要探究的是一个藏匿在帝国征税过程中的隐特权格局。让我们跟随着一位叫做黄六鸿的山东郯城知县进入这个隐特权格局。
　　黄六鸿是顺治八年（1651年）举人，入仕后任过知县、给事中，著有三十二卷州县行政指南。因为黄六鸿认为州县政治乃是为黎民造福、施惠之事，所以将他的著作命名为《福惠全书》。
　　黄六鸿在《福惠全书》中提到一件事情：他刚到郯城（郯城正好与出产盗户的滕县、峄县相邻近）当知县时，发现这地方收税很棘手，因为一些花户的田赋被“绅衿之豪”包揽了，而豪绅代收了官税却不缴给衙门。其中有一劣绅某人（下面以“绅某”代称之），将本社每年应纳的一百多两税银（以清初白银购买力折算，约合人民币3万多元），悉为包揽，中饱私囊二十余年，历任知县均不敢过问，里社的无辜花户，反倒因“欠税”而徒受惩罚，敢怒不敢言——其实他们的税粮已让绅某代收了。

　　依正式律法、制度，士绅断无揽户之权力，更无抗粮之权利，但黄六鸿碰上的绅某，包揽钱粮、拖欠官税二十余年，而县官装聋作哑，俨然已有了免纳皇粮、私征官税的法外特权。郯城豪绅之势力与官府之势利，由此亦可见一斑。

日期：2009-9-8 10:44:00

　　士绅阶层具备那种令官府另眼相看的隐权力。这一隐权力主要来源于两点：其一，士绅作为“齐民之首、乡民之望”，可以半正式地参与地方治理，在地方上具有较高的威望与动员力；其二，他们与官场中人乃至朝廷高官保持着千丝百缕的私人关系，能假此官之手左右彼官之仕途命运。因此，官府对待地方士绅，不能不礼让三分。
　　

日期：2009-09-08　10:50:40

　　《福惠全书》，顺治八年（1651年）举人黄六鸿所著，因为黄六鸿认为州县政治乃是为黎民造福、施惠之事，所以将他的著作命名为《福惠全书》。但实际上州县牧令也可以做些加害的事情，老话不是说，灭门的知县。
　　

日期：2009-09-08　13:50:32

　　再说几句,题外话:
　　据说在美国立法院,也有一种与“盗户特权”似是而非的“海盗现象”:有些少数派议员为了阻止一部他们不同意的议案通过,便日日夜夜占着讲台发表意见;实在谈不出意见,找本书念念也行,总之要无限期拖延表决时间,直到所有的人认输,放弃对议案的表决。这种劫持讲台的无赖做法,被称为“海盗”,并且居然得到美国人的默许。
　　美国“海盗”虽然与中国“盗户”都有“盗”之名称,但你一定发现,两者其实大不相同。“海盗”通常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派所为,而“盗户秩序”则赋予强势者掠夺的特权。如果说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强势与弱势的博弈失衡,有助于弥补博弈不公;那么,后者显然就是博弈失衡与利益分配不公正的体现,并将继续加剧这失衡与不公.


日期：2009-09-08　15:53:06

　　隐蔽的特权格局(3)
　　黄六鸿为官还算清正，其时又是初入仕途，血气方刚，所以得悉绅某的劣状之后，非常气愤，立即差人将他传来，与诸“欠税”花户对簿公堂，绅某忿恨众欠户竟敢指证他，居然在公堂上逞凶，扇欠户的耳光。黄六鸿遂大怒，立即请来教谕革除了他的秀才功名，褫去他的长衫，摁倒在地上打大板，并上报府道司院各级衙门。
　　知县黄六鸿为里社花户出了一口恶气，却差点给自己惹来一身大麻烦，“几蒙不白之诬”。原来被黄六鸿打了板子、革了功名的绅某，其父也是郯城豪绅（下面以“绅父”代称之），在地方上颇有些人脉。他先托人告诉黄六鸿：快快给他儿子“平反”，并将“诬陷好人”的众户治罪，否则，新任的山东巡抚（相当于省长）某公快到省了，他必到巡抚那里告黄六鸿的状。看他说话的口气，估计与巡抚是有点小交情的。因为倘若是寻常百姓，要找巡抚大人“越级上丨访丨”，那可是千难万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