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阿云，明明是她自己“糊涂”着了别人道儿，她很可能会归结为别人太阴险，而自己太“单纯”；明明是自己“软弱”，不敢和人发生冲突，她可能会归结为别人太霸道，而自己太“善良”——所以，我们看到，在吃了那么多亏、上了那么多当之后，阿云把自己的问题归结为“不会处理人际问题”，而我们习惯上认为，不会处理人际关系的人，比较“单纯”，比较“善良”。

　　事实上，真正的“单纯”是一种有洞察力的强大，绝非糊里糊涂地任人摆布。单纯的人能一眼看穿别人的伪装和欺骗，让种种阴谋诡计在自己面前无所遁形、无从施展。单纯的人如一面镜子，可以映照出世间万物的真相。所以，最单纯的人，往往恰恰是那种阅历最丰富、最不容易受骗的人。
　　中国有句老话：“人善被人欺”，给人一种错觉，好像一个人之所以被人欺负，是因为过分“善良”。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事实上，真正的善良是一种有包容力的强大，绝非一味的退让和顺从。不是人“善”被人欺，而是人“软弱”被人欺。正如一个国家不能打着“热爱和平”的旗号，任由别国侵略自己的疆土一样，一个人也不能打着“善良”的幌子，听任别人侵犯自己的疆界。

　　因此，勇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勇于向侵犯自己疆界的行为说“不”，并不是“不善良”。这个道理，正如一个国家为维护自己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不惜动用武力，我们不能因此谴责其“不热爱和平”一样。
　　弱者总是更容易博得人们的同情，但随着年岁渐长、阅历渐丰，我现在越来越相信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象阿云这样的人，糊涂、软弱，疆界不清，不知道捍卫自己的“领土”和“主权”，将自己的合法权益拱手送人，变相“引诱”小丁这样的人“使坏”，其实是非常可恨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恶的引诱和姑息，乃是更大的恶行。


日期：2009-07-15　14:40:47

　　我们为什么“疆界不清”？
　　看了前面的分析，估计会有很多读者对“疆界不清”深恶痛绝，必欲除之而后快。不过，正如黑格尔所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对于任何现实存在的事物，我们最好不要急着将之一棍子打死，而应该首先静下心来，好好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们会“疆界不清”？“疆界不清”曾给我们带来过怎样的好处？在今天的现实情况下，“疆界不清”对于我们，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把这些问题想清楚了，我们对于“疆界”问题，才能有一个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取舍。
　　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群中，为什么非常容易出现“疆界不清”的情况呢？我想，这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我国虽然有五千年的历史，但五千年来，对人性尊严摧残的封建力量，不是一天天减少，而是一天天增加。春秋战国时候，君臣之间是平起平坐的，帝王和大臣平起平坐在一个榻榻米上。到汉武帝刘彻当皇帝的时候，叔孙通制定朝仪，皇帝高坐在上，大臣朝见皇帝时，有卫士在旁边监督，任何人态度不合乎规格，像偶尔抬一下头之类，就要受到处罚。

　　不过，那时的大臣们，总算还有一个座位。到了宋朝，连这个座位没了，成了我们在戏曲里常见的那样：皇上高坐龙椅之上，文武大臣分列两班，等级森严。君臣坐而论道的日子，就此一去不返。
　　到了明朝，西方此时已开始了伟大的文艺复兴，中国统治者对大臣的摧残却变本加厉，发明了可怕的廷杖。上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下至普通官员，都可能被当众扒了裤子，加以拷打。这种廷杖制度，使中国人的自尊，几乎泯灭，使中国人的人格，几乎摧残殆尽。曾有坚强的官员，在被打的时候，痛苦得在地上摆头，把自己的胡子都擦掉了，却拒绝喊叫——这是他惟一能够保持尊严的方法。

　　到了清朝，出现了比廷杖更可怕的文字狱。为了一道“维民所止”的考题，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诗，一部讲说前朝的《明史》，不知有多少男子人头落地，多少丨妇丨女被卖为奴隶，多少家庭惨遭灭门。中国专制统治的残酷与血腥，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当上至朝臣、下至小民的“身体疆界”（不被伤害，不被凌辱，不被随意剥夺生命），都无法得到有效维护时，谈论“心理疆界”的建立和维护，显然是奢侈的。
　　第二，中国文化传统缺乏权利的观念。我国的法律，从很早开始就有，但无论唐律、宋律、明律，还是清律，基本观念只有一种，就是刑法，也就是人触犯了法律，应接受什么样的刑罚。而罗马法基本上有二：一是民法，让人民知道，天生下来自己有什么权利。另一才是刑法，让人民知道，触犯了刑案，得受什么处罚。长期处在这种单轨法律统治之下，导致中国人对自己的权利毫无概念。

　　心理疆界从根本上来说，是指个体对自己情绪、信念、价值观、选择等这些非物质的东西的所有权。对于缺乏权利概念的中国人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天下所有的东西，都是皇上的，人民没有任何物质上的所有权，连自己的生命，都认为是君王所赐，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可能谈得上心理疆界这种非物质的所有权？

　　第三，中国社会长期缺乏各种福利保障，导致亲子一体性非常强，家庭首先是一个经济互助的组织，其实才谈得上彼此的尊重和情感的交流。
　　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中国代际关系紧密，子女成年后依然和父母来往密切的现象，却很少能指出这种现象产生的现实原因。从历史上看，中国人长期缺乏社会保障，现代国家对公民提供的三大福利：养老、教育和医疗，在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是付诸阙如的。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这种毫无保障的情况下，个体要想求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唯一现实的选择，就是和自己的家人，乃至亲朋，结成非常紧密的联系，以共同抵抗人生路上的各种风险。

　　因此，中国人的代际关系不仅过度紧密，而且相互依赖：父母生病，希望儿女孝养床前；父母年老，指望儿女养老送终；儿女经济和生活上有了困难，也希望“啃老”、“靠老”……
　　代际间过度紧密的依赖关系，构成了家庭成员同患难、共荣辱的社会现实，即《红楼梦》中所说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有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五个层次的需要，这个论断显然不太适合中国人。因为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子女成才，也是一种很重要的需要，培养后代，已经部分代替了实现自我。后代，已不仅仅是重要的精神寄托，同时也是自身事业和成功感的延续。

　　因此，我们在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人即使自己事业有成、春风得意，如果子女“不争气”，也一样会感到面上无光；反之，很多人自己工作一般、业绩平平，却因为培养出了“哈佛女孩”“剑桥男孩”而风光无限，受到大家的尊敬和羡慕。
　　由于每个成员的行为和表现，都与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社会面子紧密相连，所以中国的父母习惯了对子女的一切，包括求学、选专业、就业、择偶等，都倾注大量的心血和关心，只是，父母常常在这种关心中，不自觉地越位，干涉子女的自主权，侵犯子女的心理疆界；同时，子女在实践自身追求时，也常常侵犯父母的疆界，无偿占有父母的劳动或收入，而不以为然。

　　第四，过去几千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农业社会的家族文化模式当中，由于生产力极不发达，往往需要汇集全家族甚至全村庄的资源，以资助某些个体求学发展，而这些人也必须放弃对于前途的自我考虑和选择，首选报答集体恩惠的途径。人处于这种不允许隐私的存在、不能维护个体的权益、缺乏个人生活空间的环境当中，自然谈不上建立心理疆界。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模糊不清的疆界，虽然曾经有利于中国人在严酷环境下的生存和延续，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疆界不清”得以合理存在的四个要件：封建专制统治、权利观念模糊、社会保障缺乏和生产力极度不发达，都已经、或即将成为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固守着“亲密无间、你我不分”的老传统不放，很可能会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