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鞅者，卫之庶孙也，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痤，痤知其贤，未及进。会病，魏惠王往问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卫鞅，年虽少，有奇才，愿君举国而听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召鞅谢曰：“吾先君而后臣，故先为君谋，后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杀臣乎？”卒不去。王出，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卫鞅也，既又劝寡人杀之，岂不悖哉！”

　　------------------《资治通鉴》第二卷
　　商鞅同学智商挺高，学业也不错，从学校毕业的时候政治学、经济学、逻辑学、心理学分数都挺高，不过最拿手的还是法律学（刑名）。
　　在魏国的时候商鞅就以贤能而声名远播，曾经在相国公孙痤的府中当管家，由于善于理财，非常受公孙痤的赏识。不巧的是公孙痤还没有来得及一步步将商鞅提拔起来，就因与秦国的交锋中吃败仗而卧倒在床。魏惠王前来探病，同时也来是探听一下公孙痤对他的接班人的意见。
　　公孙痤说了一段很值得玩味的话：“我的管家商鞅同学是个人才，虽然年纪轻轻，但是非常有才，你把魏国的重大事务交给他准没有错”。 魏惠王很不以为意，心想一个毛孩子能干了啥。公孙痤看出魏惠王的心思，接着又说：“如果你不能用他，就马上把给咔嚓了。”魏惠王一看老头儿说的声色俱厉，口头上假装答应下来，心里却在想：这老头儿一定是在生病说胡话，一会让我用商鞅，一会让我杀掉他，再说你公孙痤一辈子贵族，怎么临死却推荐一个平民小青年做魏国的相国。不能听，坚决不能听啊!可不能拿魏国的前途赌博啊。最后还是把公孙痤的话放在了一边。

　　公孙痤出于爱惜人才和私人交情的考虑告诉商鞅赶快逃离魏国。商鞅用从老师那里学来的反向推理法，马上证明出魏惠王既然不能重用自己，也就不会杀自己，所以自己是活定了。
　　战国时期，人才四处流动，人才市场也空前发达。对布衣之士来说只有重用和弃用的差别，没有此国与彼国的差别。国家观念仅存在于国君和贵族的头脑中，靠才干吃饭的布衣之士和普通老百姓没有国家概念，因为他们到那里都一样。公孙痤提醒魏惠王如果不能重用商鞅就杀掉他，是在担心商鞅跑到魏国的敌人那里为之所用，反过来对魏国不利。但是，公孙痤死的早，商鞅没有机会作为一个朝臣展示自己的才能，魏惠王由于不了解商鞅，因此不敢拿魏国的前途作赌注。

　　当时魏国盘踞中原、实力雄厚，虽然输过秦国一仗，但并没有撼动魏国的霸主地位。由于魏国家大业大，魏惠王为保险起见，先不举国而听之，似乎也有道理，但弃之不用也说不过去，最佳办法是给商鞅一个适当的官职，观察之、考察之、而后再决定是否重用之。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魏惠王对人才的重视程度已经大不如他的祖先魏文侯。家大业大的魏惠王不敢拿魏国的前途做赌做举国而听商鞅，而西方一直默默无闻，为诸侯所轻视的秦国却敢于下这样的赌注，秦国不是什么霸主，也没得可输，最后却赌赢了，当然这是后话。
　　同样的一番话、公孙痤、魏惠王和商鞅三人的理解各不相同。公孙痤意在使魏惠王认识到商鞅的重要性，魏惠王得出的是公孙痤生病说胡话的结论，而商鞅却看出了魏惠王的有眼不识人才和自己的安然无恙。
　　公孙痤的左右逢源和公私兼顾历来受到推崇，不过事情就怕从相反的方面看。从公论，公孙痤私下向商鞅通风报信，是要把人才送入敌国，为魏国培养潜在的敌人；从私论，公孙痤向魏惠王建议不能用商鞅就杀死他，是对不起朋友。不过好在魏惠王无动于衷，商鞅安然无恙，公孙痤的美名才得以保全。这一点后学者不得不察，否则弄不好就两面不是人。

　　“横看成领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样一件事物因观察者的立场和利益需求的差异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有的甚至大相径庭。同一句话会在不同的耳廓间会折射出不同的声音，有的还相互抵触。所以韩非才有《说难》，老子才有“道可道，非常道”，现代主义哲学才会把关注的对象转向“语言的水库”。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本意是在强调“思”在“我在”前，但语法一分析便会发现“我”是主语“思”是谓语，到头来还是得先有“我”才能“思”。如果想表达“愁”的意思，小学生会说作业有多少，老师有多严，零花钱有多不够，同桌的小女孩老跟我强地盘等等。中年人要表达的时候大抵会看看天空，再张开嘴喝上两口西北风，然后悠悠地说：“秋天到了，天气有点凉”。

　　言为心声，就看你会读不会读，以逻辑学成绩而言商鞅最好，公孙痤次之，魏惠王基本上是零分。
　　10，秦国、变法和墙
　　秦献公薨，子孝公立。孝公生二十一年矣。是时河、山以东强国六，淮、泗之间小国十馀，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皆以夷翟遇秦，摈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于是孝公发愤，布德修政，欲以强秦。
　　———————————《资治通鉴》第二卷
　　文明一词被赋予太多的含义。诸如发达的生产力，先进的生产关系，开化的思想，繁荣的文化，健全的社会制度，充分发展的个人，等等，人类的一切行为活动几乎都可以都可以列入文明的科目之下，或者可以说，人类的发展史就是文明从低级到高级的演进过程。既然高等文明战胜低等文明是历史的总趋势，所以那些文明程度高的群体总是自恃站在人类发展的高点，对文明程度低的群体表现出文明上的优越感。

　　然而，文明也不是总唱历史的主角。历史上有许多次，野蛮势力用赤裸裸的暴力将那些自负的文明人征服，并在征服的过程中将整体文明向前推进一大截。
　　使希腊文明发扬光大，传变全世界的力量不是来自文化发达、知识水平较高、政治体制先进、被人称为希腊明珠的雅典，而是来自希腊半岛北部刚脱离野蛮状态的马其顿。
　　对于野蛮、原始、落后的罗马人，以文化傲视人类的希腊人有一百个理由看不上眼，可就是这样的罗马人用以纪律和荣誉感武装起来的方阵将希腊的城邦攻破，使希腊哲学转而为胜利者谱写颂歌。
　　在有实力统一德国的两个联邦当中，奥地利似乎更有优势，她长久的在欧洲舞台扮演主角，具有广阔的疆域、众多的人、繁荣的文化和更资本主义化的经济，与此相比普鲁士似乎只是个野心勃勃的乡巴佬，除了一支受到严格训练的军队之外一无所有，掌握政权的依然是容克地主老爷们。但是一旦到了战场上，事实将证明过硬的军队才是王者，新兴的德国也正是由于有了普鲁士的原始血液才焕发了勃勃生机。

　　以上三种政治力量统一所在文明区域的过程中都走了相同的道路—军国化。
　　在中国，同样出现了类似的过程。消灭六国、统一华夏、将中华文明带入新阶段的诸侯不是以华夏文明传承人自豪的晋、齐、鲁、宋等国，而是后来才进入华夏视野的秦国。周朝的传统诸侯国对秦国的藐视，就像法国的巴黎佬对“外省人”的偏见，就向今天城市人瞧不起“农民”一样，就像清朝末年，西方人嘲笑穿着马褂，拖着鞭子的中国人一样。

　　当周朝已经制定出详尽的周礼用于执导国家的行为规范时。秦国还在黑暗和野蛮的边缘徘徊，当周朝及其诸侯已经用文字记录历史时，秦国的历史还是人们口中时代相传的神话和传说。很久以前秦国并不被看作周朝的统治区域。秦国的祖先曾为周天子养马，由于养马技术高超，马匹繁殖很快，被周朝列为附庸国。后来西戎屡次入侵周朝，秦国的祖先因护驾有功被正式封为诸侯，秦国才正式成为周朝的一份子。

　　虽然名义上秦国获得了与其他诸侯国同等的地位，但诸侯国在心理上并没有真心接受这个打西边来的“乡巴佬”。春秋年间，齐桓公召集诸侯开会的时候，秦国并没有受到邀请。强大的晋国像大山一样挡住了秦国东出的道路，即便秦穆公当政时期，秦国的国力达到最大，也未能彻底冲出晋国的包围圈。东出无望，秦国便将根深深地向西方、北方伸去，先后消灭周围的二十多个原始部落，辟地千里，成为西方的一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