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纯粹形而上的辩论。与其说两人是在探寻真理，不如说是在较量口才。因为一旦脱离实际情况，变和不变将没有正确和错误之分。两者是相互依存的一对矛盾的孪生兄弟，没有变就没有不变；没有不变就没有变。历史的经验中有成功的变，有失败的变；也有成功的不变，和失败的不变，国家政策有持续不变的时候也有瞬息万变的时候。只有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情况下谈论变和不变才有意义，然而商鞅和甘龙两人都没有结合秦国实际情况来谈论变和不变。结果，变法家商鞅凭借出色的口才和灵敏的反应在气势上压倒了保守派代表甘龙。保守派又一次被巧舌如簧的改革家推倒在了历史的反面。

　　就辩论实质而言无乏可陈，表面上辩论的上方是站在朝堂上的商鞅和以甘龙为守的保守派大臣，实际上博弈的是三皇五帝，齐桓晋文。双方都从历史中找说法，一个说：“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另一个就说：“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一个说：“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於世”，另一个就马上说：“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

　　圣人说过很多话，甚至对同一件事物也在不同的情势下也说过看似矛盾的话。同样是群众，毛泽东说过：“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在另外的语境下还说过：“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辩论的诀窍是将名人的话记住，并煞有介事地说出来，很少有人去分析名人当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这些话。以汉语的特点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只要是一件不太出格的事情就总能从典故中找到它的理论根据，在不联系实际的情况下，所有的辩论都是理论上的划圆圈。

　　表面上看在中国搞点改革很困难，稍一动弹便会受到社会成见的制约，其实又很简单，只要认准了，总能从历史中找到理论依据和典型事例来护驾。既可以挂羊头卖狗肉，也可以抗着红旗反红旗，当然更可以学习前人好榜样。
　　无论能不能辩出个所以然对秦孝公都不重要。只要辩论了，目的就已经达到。变法可以正式施行了。
　　14、秦国不相信眼泪
　　令行期年，秦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卫鞅曰：“此皆乱法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其后民莫敢议令。

　　――――――――――――《资治通鉴》第二卷
　　如果要问人民是上帝还是孩子？儒家和法家的答案不一样，儒家认为人民是上帝，按照重要性排名，第一位是人民，第二位是社稷，第三位是国君。法家对人民却没有这么抬举，他们认为人民不过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需要训练，需要管教，需要体罚，当他们生病时需要不客气地往嘴里灌药，而国君就是孩子威严的父亲。
　　秦国在商鞅的变法之下被打造成一部高效的战争机器。老百姓不喜欢变法，但秦国需要变法。只有变法能使秦国强大起来，为了能够保证变法的顺利施行，变法具体化为法律条文，被严格的执行，太子犯法也受到严厉的处罚。秦国的民众和各级政府严格按照法律行事，就像机器上的每一个部件必须严格按照物理规律运转一样，一旦出现差错，秦国的处罚很严厉，但审判程序也很透明。

　　秦国的法律不是风俗传统的升华，施行之初，秦国的老百姓都说不习惯；秦国的法律不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反映，施行之初，各级官员都怨声载道，连太子都带头反对。商鞅所颁布的法律不是着眼点不是现在，而是将来，不是为了劳苦大众，而是为了秦国和秦君，不是为了使老百姓过的更好，而是为了使秦国更强大。秦国的法律中丝毫没有人文关怀、人道主义；只有一种实用主义的逻辑，那就是无视一切人类感情，合理运用秦国各种资源，使秦国强大起来。逻辑是冰冷的，如果不服从，法律明确显示了不服从的代价。

　　在商鞅看来，老百姓墨守成规，不求甚解，喜欢浑浑噩噩地将日子打发掉，不愿意为了将来做出痛苦的改变。况且绝大多数人根本无法理解变法的伟大，老百姓总是喜欢将复杂事情简单化，将将来式变成现在式。当美国人民感谢杰斐逊总统为美国购买路易斯安那时，不知是否还记得当初购买时他们曾激烈的反对。当现在的中国人享受着改革开放带了的巨大好处时，是不是还会记得也曾经怀疑过，反对过。商鞅说得对：“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有些过于遥远，过于深刻的事情，老百姓不一定理解。商鞅认为他们也根本不用理解，只要能不打折扣地遵从，变法的伟大自然会显现出来。

　　如果说反对变法的人受到商鞅的处罚还能让人理解，那么对变法表示拥护的人同样受到处罚就有点不可思议。商鞅的逻辑是，变法是客观的，是独立的，不以人们的感情为转移，对变法的爱和恨都是危险的，变法存在的基础是人们对法律的畏惧和遵从，仅此就够了，排斥和谄媚都是不可取的。对变法排斥，会使变法失去力度。对变法谄媚，同样也会使变法失去力度。因为人们总是受感情制约而下不去惩罚的手，法律必须展现出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商鞅一开始就将这道门关上，将向变法讨好的人发配边疆是在告诉秦国人，法律是没有感情的，秦国既不相信微笑也不相信眼泪,只相信对变法不打折扣的执行。

　　可想而知，秦国成了什么样子。社会中没有人情味、老百姓不允许从事与生产、作战无关的事情，但也不用整日唱秦国伟大、领袖英名、路线正确的高调。秦国的所有阶层都生活在法律的重压之下，只能将压力转化为攀登社会等级的动力。商鞅将秦国社会划分为20个等级，并指明了上升的途径，而且严格兑现。
　　变法实行10余年，秦国的国力大大增强，粮食产量猛增，军队战斗力提高了许多，连社会治安都空前良好。
　　15、以正治国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
　　---------------《资治通鉴》第二卷
　　老百姓理解事物有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越简单越好。如果一个政治家在进行某项政治改革时需要老百姓配合，就必须具备能够将复杂事物简单化的才能。要取得老百姓的理解和信任，政治家就必须将复杂的政治概念借助于常理、常情、常识表达出来，所以老子说了：“以正治国”，

　　在进行改革之前，秦国由于经历了几十年的混乱统治，政府机构已经便得人员臃肿、体制落后、效率低下，信誉扫地。当政府的条令在老百姓的心里激不起半点涟漪，任何宏伟的政治设计都免不了要打水漂。政策力度会按指数在政权级别间递减，到基层就徒具口号，口号之后就是笑话。老百姓没有理由相信商鞅的变法不再是官僚体系常见的形式主义、走过场。商鞅要确保变法的切实执行，就必须取得老百姓的信任，但目前的政府无法取信于民，因此种状况必须予以改变。

　　有两种方法可供使用，一种治民先治官，现从官僚体系内发起整风运动，对官僚机器进行改组，将不称职的官员撤掉，换上能够忠实执行国家法令的官员，尔后再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变法运动。这是传统的变法实施过程，优点在于稳健，缺点在于耗时。后世张居正的变法属于此列，张居正制定《考成法》对明朝官员进行监督。
　　另一种方法就是商鞅的方法。商鞅作为秦君的代理人隔过层层政府机构直接找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对话，先取得他们的信任，再将变法措施公布，然后根据执行情况对政府机构进行改组。这种方法类似于“休克疗法”，与老百姓直接打交道的本应是基层政府的事，商鞅却越俎代庖，以罕有的表现手法一举恢复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信誉。优点是迅速有力，缺点是过于迅猛，打击面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