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光曰：孟尝君可谓能用谏矣。苟其言之善也，虽怀诈谖之心，犹将用之，况尽忠无私以事其上乎！《诗》云：“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孟尝君有焉”
　　―――――――――――《资治通鉴》第二卷
　　自从孟尝君专权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成立以来，事业蒸蒸日上，业务范围遍布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许多国家都邀请孟尝君以个人名义进行国事友好访问，孟尝君在强大团队的帮助下国际地位日渐高涨。许多国家争相结交孟尝君，以求在外交上能得到孟尝君的帮助。
　　这一次孟尝君受邀出访楚国，楚国自然资源丰富，竟送给孟尝君一张象牙床。登徒直不想承担押送的责任，从楚国首都到齐国首都少说也有2000里，在交通运输不发达的古代，长途运输一张象牙床，难度极大。一来易碎，二来路上毛贼太多，不安全。登徒直不想送床，但又想不出什么合适的拒绝借口，只好求助于孟尝君的门客公孙戌。并承诺以祖传的宝剑作为答谢。楚国的冶炼技术举世闻名，曾经造出了能扎穿任何盾的矛和能挡住任何矛的盾，详见成语故事《自相矛盾》。公孙戌有那么一点心动，便想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对孟尝君说：“小的国家之所以愿意请您当他们的相国，是由于相信你能够像国际红十字会那样救死扶伤，像国际维和部队那样拨乱反正。大家尊重你的行侠仗义和廉洁无私，而今天你一到楚国就收受人家的贵重礼物，这让那些没有给你送礼的小国这那么看你？”

　　孟尝君一听区区一床竟引来重大的道义问题，便谢绝了楚国的好意。但孟尝君还是对手下这帮鸡鸣狗盗的门客的思想品质比较了解的。平常一贯贪图小利的公孙戌不太可能说出这番大道理，随后便跟着公孙戌出去。公孙戌一出门就又是蹦啊，又是跳啊，手里还比比划划，好像是在练“独孤九剑”。孟尝君喝住公孙戌，一问才知，刚才的那一番冠冕堂皇的道理原来是一把传家宝剑结出的硕果。

　　孟尝君并不生气，反倒在门上发了一个帖子“有谁能使我扬名，使我改正过错，即便是收了别人的好处，也请直接进谏。”
　　这件事情马上被司马光先生拿来做文章，为了教育皇帝要虚心纳谏，司马光无所不用。这个故事中，孟尝君在纳谏上所表现的实用主义与司马光的政治价值观背道而驰。只是由于公孙戌的话碰巧是正确的，孟尝君才予以采纳。司马光只不过是在借鸡下蛋。
　　这个动听的、富有教育意义的，被司马光看好的故事，隐藏了两大危险的误区。第一大误区是没有说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如何结合在一起是正确的，如何结合在一起是错误的。
　　表面上看，公孙戌和孟尝君集团在退床事件上都获得了好处。正如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尊重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但更尊重将追求个人利益融入到追求集体利益之中的行为”。这里忽略了一个问题，公孙戌所获得个人利益并没有和孟尝君集团利益有机的结合起来，形和而神不合。公孙戌并不是从孟尝君集团那里获得好处，而是从孟尝君集团之外的个人那里获得好处。通常能够理解的做法是：公孙戌为了得到孟尝君的信用和赏赐，出于集体利益的考虑建议孟尝君不要收受楚国的重要礼品。从集团内部以正当的手段获得个人利益，还是从集团外部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得个人利益决定了公孙戌的行为是否值得推广。

　　这个故事的第二大误区是孟尝君过于偏向于目的的正确，而忽略的了手段是否正确。
　　不管怎么说，公孙戌也是以不正当的手段营求个人利益。虽然达到了好的目的，但是里面蕴含了危险的因素。诚然，公孙戌以恶的手段达到了善的目的，但是从恶的手段通向善的目的的道路非常狭窄，可以说只是碰巧实现了。更多情况下是恶的手段导致恶的目的。这种事情能得到原谅已经不错，更别说推而广之，大事宣传。孟尝君对此并没有详加区分，而是全盘加以推广，收到的效果我不敢说好处能多于坏处。孟尝君并不是一个纯正的集团领袖，而只是乌合之众的魁首，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愚昧地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历史上，臣下以非法的手段在获得私利的同时又能成全公家利益的情况很少，为了一己私利损害公家利益的事情却很多。李林甫由于获得了安禄山的好处而劝唐玄宗多多信任安禄山，说安禄山只是个思想单纯的胡人，朝廷对他好，他就会非常感恩，不像那些精通权力斗争的汉人难以控制。清朝的那些收受了英人贿赂的官员便会建议道光皇帝继续鸦片贸易，说是对鸦片贸易征税可以增加国家财政税收，吸食鸦片能够增强军队战斗力。这些说词与公孙戌的说词听起来同样头头是道，问题是做头儿的能否分辨出那个是对哪个是错。红包在手，口里说出的话难免会偏离公家利益的方向。今天，权力寻租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掌权者唱着为国为民的高调，为求一己私利而损害公家利益。

　　如果说出这番冠冕堂皇理由的不是公孙戌，而是登徒直，公孙戌只起传话人的作用。那么这又成了另外一类故事，请继续关注《纵横家的把戏》一文。
　　25、纵横家的把戏
　　苏秦出道的时候正赶上好时机。
　　一，当时各大诸侯国都基本完成了内部改革，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新型统治方式，国力大为增强，动员能力也远远超过往昔，于是各国君主开始把眼光转向外部，准备拼个你死我活。
　　其二，经过春秋和战国初期，周礼在外交上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实力说话成了各国奉行的宗旨，但是还没有任何一国站有绝对优势。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各国就需要适时地选择盟友，分化对手，使外交为战争保驾护航。
　　巨大的外交市场呼唤来自社会各界的外交人才，那些散布在民间和政府中口才好，脑子活，原本不得志的人士便跑出来兴风作浪，其中一些人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比如苏秦，张仪，公孙衍，施惠。他们的职业在当时叫做纵横家，再详细区分还可以分为纵家和横家，纵家搞得名堂叫合纵，即纵向的较弱国家联合起来对付较强的国家；横家搞的名堂叫连横，即较强的国家拉拢横向的小国共同对付其它国家。

　　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苏秦是纵横家的鼻祖。他出来活动的时候，秦国已经完成了商鞅变法，一跃成为列国中最强的国家。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秦国频频对外用兵，蚕食六国土地，与秦国接壤最多魏国和韩国受害最甚。各国忌惮秦国的强大，产生了一种联合拒秦的主观愿望。实现这个愿望的人必须具备如下两个条件：1）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唯有这样才能获得六国的信任。2）有整合六国的能力。就是说得口才好，会吆喝，另外狗皮膏药也不能差。这两个条件苏秦都具备。他原先是周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一个平民百姓，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各国有理由相信他不会偏袒其中任何一国。苏秦在鬼谷子那里系统地学习了说服术，并且通过四处交游获得了天下形势的一手资料，最重要的是在“头悬梁，锥刺骨”的催逼下，苏秦构思出了一个伟大的整合方案。

　　就苏秦个人而言，他并没有什么政治立场，他对六国和秦国一视同仁，所追求的就是成功，谁能让他富贵，他就为谁效命。在奔走六国之前，苏秦曾经去了一趟秦国，向秦惠文王兜售他另外一个助秦削弱六国的方案。很显然，这个方案更容易成功，秦国要征服六国只需防止六国联合，而六国要求自保，则必须联合起来。破坏联合要比促成联合容易的多。但当时秦惠文王正在处理商鞅叛乱的事情，对来自外国的士人比较腻味，苏秦只好灰溜溜地离开秦国去推行他的第二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