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出马的是苏代，他是苏秦的弟弟，也是靠耍嘴皮子吃饭。子之通过联姻将纵横家苏代拉入自己阵营。苏代作为燕国的使者出使齐国进行政治考察，回来提交述职报告时，燕王问他：“齐国能称霸么？”苏代便说：“不能，因为他不信任他的大臣。”要说燕王哙还真是一个善于纳谏的君主，马上听信苏代的建议对相国子之宠信有加。也由此可见纵横家的威力真够巨大，不但可以在国家间为某一国谋利益，还可以在国内为某一派势力谋利益。

　　后来子之又让鹿毛寿出来说话，说：“大王您真有古代先贤之风，如果能把王位让给子之，那么您就和要顺为位于同一个档次了，后人一提先贤，必然是尧舜禹哙。”燕王哙听了很高兴，便把王位传给了子之。
　　子之当了一段时间国君，感觉并不过瘾，原因是太子还握有很大一部分人事任免权。于是子之又派出第三波游说人员到燕王哙面前说话，“大王追慕先贤志气诚然可佳，但是如果不将太子的位置摆正，很可能事与愿违。想当初，禹本来想禅位与益，但却又同时任命他的儿子启为重要官职。禹死之后，启就率领他的党羽攻打益，从而夺得统治权。搞得后世之人都说禹的不是，说他名义上把位置传给启，实际上是想让他的儿子自己去取。今天大王也是名义上要把位置传给子之，实际上所有的官吏都是太子的人，其实和禹的做法差不多，也是名义上子之是国家的元首，而实际上当政的太子。”燕王哙一如既往的从谏如流，于是将太子手中的人事任免权转交给子之。至此以往燕王哙家族彻底与燕国政权划清了界限。

　　子之的手段谈不上高明，但是却毫不费力的达到了目的，其实他只是利用了燕王哙的心理。这则故事听起来不像是发生在奉行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战国时代，倒像是塞万提斯笔下唐吉诃德的一个翻版。唐吉诃德骑士读骑士小说走火入魔，对古典的骑士精神无限神往，幻想在封建制度日渐瓦解的十七世纪使中古时代的骑士精神再度复苏。燕王哙思慕尧舜禹走火入魔，意欲在古风不存的年代效仿古贤，他们的相同之处是相同唐吉诃德成了一个笑话，燕王哙也成了一个笑话。他们的不同之处是，唐吉诃德对理想的献身精神打动了人心，燕王哙听信臣下的谎言被打入昏君之列。

　　专权之心，人皆有之。尧舜禹之所以禅位与其说是他们具有高尚的政治道德情操，不如说是受当时政治气候的约束，即：世袭制还不能为人们所接受。禹之后世袭王朝一个一个的兴起，又一个一个的灭亡，世袭制度已经深入人心，中国人已经适应了被某个家族所统治。统治者奉行家天下的原则，遵循国家权柄，岂可轻易与人的教诲，可以说禅让的政治气候已经当然无存。就算燕王哙能够行禅让之事，旁人却已经没有理解禅让的高贵心灵，此时再行禅让，不是神话的复苏，只是笑话的开始。

　　结果也确实如此，相国子之不会对燕王哙的高风亮节感恩戴德，说不定还心存鄙夷，太子更是痛恨燕王哙的愚蠢。后来这场政治风波还引起了燕国的内部大乱，齐国的武装入侵，受尽刀兵之苦的燕国百姓更是对燕王哙的愚昧行径咬牙切齿。
　　同样的让位，燕王哙的错误在于为时已晚，孙中山的失误是在为时尚早。民国初立，宪政制度还很幼嫩，民主封建余孽尚存，皇权思想的信奉者仍然大有人在。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匆匆忙忙将总统之位让于一个居心叵测的人，幻想着宪政制度能将袁世凯制服，无疑是拿民国的前途冒险。袁世凯并不领情。
　　在禅位这件事情上，禅让者良好的主观愿望很少能起作用，能起作用的是时代的大环境和可靠的政治制度。
　　29、人权主权之争
　　齐王问孟子曰：“或谓寡人勿取燕，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由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诸侯将谋救燕。齐王谓孟子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齐王不听。已而燕人叛。--------------------《资治通鉴》第三卷

　　燕王哙的愚蠢很快就结出了苦果。子之掌权三年以后，燕国就发生了内乱，齐国趁机介入，结果在混战中子之被剁成肉酱，燕王哙被杀，宗庙重器被毁，老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继而燕国人组成义勇军对齐国的入侵军展开殊死抵抗，齐国人又不光彩的退出了燕国。
　　齐，燕两个万乘之国之间的一次对决，引出了一个千古的政治话题———人权和主权。
　　同样是万乘之国，西边的秦国一直在马不停蹄地侵吞着韩国、魏国、楚国、赵国，对此司马光没有就主权和人权问题发表只言片语，而东边的齐国和燕国的一次深度对决便使司马光先生搬出了孟子来发表新华社评论。
　　司马光举证上的不完全难免造成论述上的偏颇和不够深入。
　　如果保持绝对的客观来考察，这个问题似乎没有解，如果允许主观因素介入，这个问题似乎又是无穷解，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来解释，而且一个时代的主流看法也是与时变化的。

　　孟子的政治模型是三皇五帝，汤商之治。在他看来，只有武王伐纣式的战争和灭国才是合理的，可是战国现实政治中很少战争能符合资格模式，更多的情况是入侵国不如文王，武王的仁义，被灭国的国君也不一并比夏桀殷纣暴虐。有时候被灭国的政治比入侵国的政治还要仁义。秦国号称暴政，魏国、赵国、韩国、楚国的老百姓也并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秦国通过常年不断的蚕食周边国家的土地，不但实现了以战养战，而且也没有听说过西河、三川地区人民揭竿而起。究其原因，一来，秦军太强，二来秦政虽暴但却不虐，老百姓生活虽不自由自在，倒也可以求生存求发展。

　　孟子的观点是典型的人权至上派，在他看来，主权是用来保障人权的，如果眼下的主权无法保障人权，那就借助于国外势力建立一个能够保障人权的主权，孟子的观点实至少在理论是完美的，但却忽略了两个问题，一是有没有这样的国外势力很少存在。二是，武力统一将成为一件不仁道的事情。
　　孟子所谓的王师是救世主的化身，他们的出征没有自身的利益述求，完全体现了道义精神，只是帮他国恢复秩序，事成之后完身而退。
　　孟子过高地估计了人类的崇高性，这样的“王师”只在发黄的编年史中有些零星的记载而且还语焉不详。战国期间更多的是带着各种利益追求，四处横行的霸师。
　　齐国的失败固然是由于既想吞并燕国，又想把燕国变成齐国的殖民地，这样以暴易暴的强盗行径自然免不了要陷入人民战争中的汪洋大海，但事情也并不是如孟子所说这非如此这般不可。
　　战国时期民族国家的概念还没有形成，各国文化相近，政治体制大致相同，燕国老百姓对是被燕易王还是齐湣王统治并没有强烈的偏好，他们所期盼的只是能够有个像样的生活。如此看来，齐国要想永久的吞并燕国也不是没有可能，他应该像统治齐国一样统治燕国，燕国的老百姓如果能够体会到由于被齐国吞并带来的直接好处，自然也不会揭竿而起。秦国的兼并战争就是这样进行的。

　　一个万乘之国要想吞并另外一个万乘之国是不必非等对方的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才行，只要军事上有胜算，就可以出击，胜利之后要么扶植傀儡政权进行殖民，要么干脆按照把对方的政治制度改造成和自己一样。只要民生不是问题，一般是不会出现大面积的反抗。当然这只是民族国家形成之前的情况。
　　30、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楚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