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数诮让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盗如此！”李斯恐惧，重爵禄，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以书对曰：“夫贤主者，必能行督责之术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故明主能行督责之术以独断于上，则权不在臣下，然后能灭仁义之涂，绝谏说之辩，荦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二世说，于是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秦民益骇惧思乱。

　　——————————————————————《资治通鉴》第八卷
　　这两篇是李斯最具代表性的文章。第一篇写于秦国统一六国之前前。受韩国间谍门事件的影响，秦国政府兴起了一股逐客思潮，秦国遂下逐客令，李斯也包括在其中，在这种背景下李斯写出了千古名篇《谏逐客书》。书上，秦王取消了逐客令。后一篇的背景是秦国在各路起义势力的冲击下，面临垮台的危险，而主要负责人赢二世仍然沉湎于享乐主义的鸦片不能自拔，反而责备李斯办事不力。在这之前，李斯的儿子三川郡守李由也因捕盗不力，对造反势力态度暧昧被人举报。双重压力之下，聪明绝顶的李斯也想不出应对之策，于是一篇备受人们非议的《谏督责书》出炉了。

　　《谏逐客书》让李斯名利双收，也达到了公私双赢。文章本身成为经典，他也由此保住了权位，更重要的是秦国及时制止了一次对秦国事业危害巨大的政治运动。在这次事件里，李斯扮演了一个能臣的角色。虽然我们有理由猜测李斯的出发点很可能是受私心的驱使，但将个人利益捆绑在国家利益之上不也是后人所称颂的美德么？李斯的成功部分是由于自己的才智，部分是由于那时秦国的制度提供了一条为国出力自己获益的渠道。当这种渠道被堵死了呢？

　　于是便有了《谏督责书》。几十年来，李斯还是那个为了权位不折手段的李斯，其才智也并不因年龄的增加而减少许多，但为国出力的渠道已经被赵高及被他所控制的胡二世堵死。几年以来李斯对胡亥的性格也有了一些了解。要为国出力意味着逆胡亥之意而行，其结果是权被削，爵被夺，甚至命被夺。要保有权位就意味着顺胡亥之意而行。个人，还是国家？这一个难题又一次摆在了李斯面前，而且这个难题正是由李斯上次在沙丘作出的选择发展而来的，如果李斯在沙丘选择国家，便不再遭遇这次的困难。既然上次选择了个人，那么这个“个人”就会再次麻烦李斯做一次选择。但选择的形势却不同了，第一次做选择的时候帝国的命运掌握在他手中，他可以主动选择，目的是追求更好；第二次做选择的时候他的命运掌握在二世手中，他只能被动选择，目的是逃避最坏。

　　李斯不愧是法家科班出身，深谙概念与实质之间可歪曲与可错位的关系。《谏逐客书》和《谏督责书》被世人认为李斯人格分裂的证据。其实不然，我认为这两封书信形异而实同，都是包藏在冠冕堂皇的道理之下的私心。李斯的出发点都是个人利益，即权位。《谏逐客书》中李斯调用的是帝国利益，《谏督责书》中李斯调用的是法家理论。两封信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秦始皇很高兴，秦二世也很满意。但后果是不同的，《谏逐客书》做到了功德圆满，《谏督责书》只是在饮鸩止渴。连李斯本人也知道《谏督责书》只能让自己安稳一时。如果《谏督责书》被胡亥采纳，李斯也将成为被督责的对象。但，李斯该怎么办呢？火烧眉毛，只能顾眼前了。

　　李斯的悲哀也是法家的悲哀。140年前，一个年青的法家不远千里来到仍然落后的秦国。在他的理论下秦国建立起严格的军国主义制度。这种制度最终确保秦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商鞅变法被视为秦帝国的基石。商鞅的法家理论孕育了秦帝国，但在李斯这里发生了最悲哀的一幕，秦帝国又反过来强奸了法家理论。也就是说母亲养育了儿子，儿子长大之后又非理了母亲。李斯的《谏督责书》开口韩非，闭口申不害，引经据典，洋洋洒洒，条理清晰，论述充分，仅从文字上看堪称完美，足可以与以前写的《谏逐客书》相媲美。后世诸葛亮治理蜀国基本上运用的是李斯在书中提出的思想。但此时秦国的情况与后世蜀国的情况大相径庭，秦国君王的素质与后世蜀国君王的素质也天壤之别。因此就只能说明李斯在用心良苦地进行阿顺苟合。

　　被皇权所阉割的思想并不只有儒家一个受害者，远在儒家之前，李斯就已经在尝试用皇权阉割法家思想。
　　李斯与赵高的相同之处是自私和贪权，不同之处是赵高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追求和才干，而李斯有真才实学，也比较偏向于用正当的手段获取权力。因此，赵高是个彻头彻尾的弄权者，而李斯是个矛盾的弄权者；赵高做起事情来心狠手黑不择手段，而李斯却有大多的顾忌，先王的意愿曾经困扰过李斯，帝国的利益也困扰过李斯。因此在贪权的路上始终是赵高领着李斯跑，一开始赵高领着李斯跑，到后来赵高一个跘子将李斯撂倒。

　　69，一个不合格的操盘手（陈胜）
　　秦国是严刑苛法的受益者。战国期间，秦国的生产力与战斗力要显著高于山东六国。虽然在统一四海之后，继续坚持军国主义政策不再合乎时宜，但还不会导致国家机器失灵。秦国的法律虽然严格，但还算公平，吏治的清廉与高效曾经受到过战国时期的著名观察家荀子的高度赞扬。秦国一扫六合便是明证。
　　在英明领袖胡二世的领导下，秦国的法制机构及政府体系变得恐怖而混乱，不再能保障帝国事务的有序进行，而变成了戕害民众的利刃。无数百姓在政府的砍刀下人头滚滚。当反政府情绪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便爆发了。星星之火，马上形成燎原之势，山东旧地处处响应，足见推翻秦国的事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全国性的造反爆发不久就表现出显著的时代特征。农民领袖上台表演没多久，就被旧贵族取代。山东六国的遗老遗少利用他们的社会影响力迅速窜红，成为领导推翻秦朝运动中的主角。他们造反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复辟，回到之前的六国分裂格局。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昙花一现，很快就推出历史舞台。
　　陈胜成功地造成了洗盘局面，但因操盘不善被无情地清理出局，原有的筹码成为他人继续火拼的资源。这其中既有农民军本身的无奈，也与陈胜本人有很大干系。
　　从公元前221年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一段全新的历程。在消灭分封建制基础上，第一次出现了统一的大帝国，然而这个帝国在形成不久之后又第一次出现全国范围内的农民起义。就起义者本身而言，他们所面对的历史环境是全新的，毫无经验可循。在起义领导人陈胜的头脑中并没有一条清晰的革命路线。
　　破坏一个旧世界，有时很简单，只需要不怕死就能解决问题；而建设一个新世界却很难，不但需要不怕死，还得敢于求生，善于求生，除勇气之外还需智慧与耐心。许多革命家止步于第一个层次，只有少数人实现了第二个层次。毛泽东纵览千秋，不无自豪地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农民政权的通病是善于破坏旧世界，而不善于建设新世界。为了逃避死亡，他们才走上举大事的道路，一旦死亡的威胁暂时消除，他们就开始忘乎所以，走上“过把瘾就死”的道路。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在几乎出现在各个朝代的农民起义中。陈胜本身就是一个样本，在全国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他不顾秦朝实力尚存，己方仍无稳固后方的客观现实，受虚荣心驱使而称王。感觉是美妙的，但后果是可怕的。

　　当然陈胜的无根，与造反理论的缺失不无关系。数千年来，中国文化积厚很深，但翻便诸子百家，处处是为稻梁者谋。没有哪位先贤曾经为农民政权做过半点思考。没有精神支柱的政权是走不远的，所以农民政权总是从革命走向效仿。一方面他们杀死原先的统治者，一方面又仿效他们的样子，称孤道寡，大封群臣。有人评价古罗马奴隶起义说，他们其实并不反对奴隶制，而是反对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同样的话也适合于陈胜吴广。从他急急忙忙直立为王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