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开始了新的学习，我也开始新的工作，让我们再次见面时，拿出各自的成果来献给自已心爱的人吧！
　　亲爱的：国庆快到了，这是祖国十周年大庆，也是我们的周年婚庆，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我们虽然不能相会，但鸿雁一定会为我们传情，我相信十月一日这天，一定会收到你的贺礼，我等着！
　　你的芳9月16日
　　日期：2010-02-14　10:14:32

　　第四章初为人母却下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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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10月16日，女儿夏花出生了，这是我们爱情的结晶，家庭生活从此开始！这时候，我和方芳都先后回到了海南水利局。方芳1961年8月回来，她一直在海明水库质检科工作。大坝填筑至187．5米高程后暂时停工，撒消民工团建制，大部分民工光荣返乡生产，留下三千余人在工程局下设工区、工段来管理；从全国各地来支援的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该留的调来，该回的回去。在这次大调整中，熊工、方芳、姜梅等被海南水利局要回来了；当时海明工程局局长罗文不放方芳走，想正式调入质检科，田英局长不同意，强调面上工程建设正缺人，做了许多说服工作才放回来了。我是1962年7月因病休学回来的，身患急性传染性肝炎，需要隔离治疗。

　　女孩出生后初为人母的方芳，开始尝到了当母亲的甜酸苦辣。母奶不足，婴儿哭闹，天天要拌米糊喂养，她既要上班，又要哺育婴儿，还要照顾我这个病号，一身兼三职，生活的重担和经济的拮据使她第一次尝到了人生的艰辛和持家的困苦，我妈只好来帮忙。
　　每天清晨，方芳先去买菜做早餐，给孩子喂奶，给大人吃药，然后赶去上班；工间操回来再喂一次奶或米糊；中午下班忙着炒菜作饭，洗尿布擦地板。吃完午饭收拾停当，下午上班时间又到了；工间再回来喂一次奶或米糊，下班就回来做饭煮药，一直忙到晚上。每星期逢一、三、五，晚饭后澡没洗又得赶去参加政治学习或党团活动。每天、每周、每月如此，周而复始，这就是她的生活！

　　我妈是早来晚回，新民西路还有她的家，她早上送四弟上学，中午四弟在我家吃饭，晚饭后与妈妈一同回去。妈妈白天在这里，只能带小孙女，除非小公主睡着了，妈才能帮忙做点家务。
　　我是病人，只能看家，不许干活带孩子，心里窝囊就忍着，谁要自已病倒了呢？不给方芳添乱就好了！
　　一间不足十五平米的木板房，单人床与双人床交角放着，方芳怕影响我养病，总是哄着孩子，小孩又不懂话，中午叫，夜里闹，小的睡不了，大的全睡不着。原来憧憬温馨幸福的小家庭生活，没想到这么苦涩。有时看着她实在辛苦，我也偷偷摸摸地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劈柴、提水、洗衣………。但就在我准备复学时，不幸肝病又复发，眼睛黄，小便黄，全身发黄，不得不再次住进医院。

　　方芳一心挂二处，一天二地跑。我劝说医院有医生，你不用来；她仍然每天必来，照顾我这个会说话的‘婴儿’，我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想不要给她添乱，偏偏乱上加乱！有一次，我从昏迷中醒来，方芳守在我床旁，用嘶哑的声音含着泪告诉我：“你打针反应休克，病危通知到局里，田局长赶来请求医院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可你一直昏迷不醒，随身带的手表、钢笔、钱票都取下来了，院长、主任医生紧急会诊，最好的药，最好的办法，该用的都用了，抢救了这么久，你才渐渐苏醒过来，真把人急死了！”她边讲边落泪，我听了也很难过。局里许多领导和同事都陆续赶来探望和慰问。

　　留医这段时间，我想像不出她怎么生活，看她日益消瘦的身驱，我的心在痛。我说：“求求你不要天天来，你再病了，我怎么办？”
　　她说：“不来更难受，来了对你是一种治疗，对我也是一种安慰！”
　　当我康复出院的时候，已是1963年5月了，复学还是退学成了难题。方芳主张病好了，继续完成学业，她说：“家里的困难能克服，再重的担子我来挑，学业最好不要半途而废。”
　　妈妈劝我：“家里有大有小，她够辛苦了，不要把她拖跨了。你就不要去了！”
　　组织上对我的处境也很同情，田局长说：“如果继续学习有困难，回局工作可以安排。”
　　我考虑再三，觉得学了二年多的基础理论，后边的专业课程可以坚持自学；回来边工作边自学，对家里有个照应，经济上也能减轻一些负担；更主要的是我不能离她而去，即使她愿意，也不能把全部重担压在她身上。于是我决定申请退学，她勉强同意。

　　7月我开始上班，方芳却意外地告诉我：“我考上了北京水利水电学院水工函授班，学制五年。去不了大学就自学吧！”
　　我听了大吃一惊，佩服她学习的决心与毅力，又像打了我一巴掌，我惭愧地对她说：“你将了我的军，我服你了。这样吧，前二年我当你的辅导员，后三年我们互帮互学，好吗？”
　　“好啊！我们一起来圆这个大学梦。”
　　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渐渐又安定下来了。
　　日期：2010-02-15　11: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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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没有讲错，婴儿六翻七坐八爬九出牙，天天长大的小花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她好像懂得父母的心，当疲惫的母亲下班回来，她立刻蹬脚舞手，叽呀叫喊，要妈妈抱一抱，亲一亲，让母亲忘掉疲劳，给母亲带来快慰；她知道父亲身体不够好，晚上早点睡觉，夜间也少吵闹，让爸爸安静休息。工作之余，我们抱着她在院子里散步，她东张西望，样样觉得新鲜，见了叔叔阿姨就笑，分别时就摇一摇她的小手，话还不会讲，但人很听话，似懂事了许多，真是人见人爱。

　　然而，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
　　1963年冬，局里开展‘五反’运动，有人贴出大字报，说局领导重用反革命子弟，说共产党员把‘反属’带到机关来，同她生活在一起，丧失了阶级立场。事情不但涉及局领导，而且株连到了方芳身上，父亲问题的政治影响再次凸现出来了！
　　方芳还是那句话：相信党，相信组织，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我默默地承受着，等待事态的发展。方芳在科室和党内检查时说：“对这件事我的认识是这样：事前没有请示报告过，说明我的组织观念不强。但他母亲本人不是反革命分子，长期居住在海口市，吃国家口粮，没有被管制，我们经济上又比较困难，请不起保姆，局里也无托婴室，她来帮忙带小孩，我想只要思想上正确对待，注意监督教育她，对她的思想改造也有好处。如果发现她有什么反动言行，大家可以检举揭发，由政府处理。”会后也没有人揭发出她的‘反革命言行’，局里也有类似情况，组织上并没有采取限制措施，这个问题随着运动的过场就渐渐过去了。

　　可是我内心承受的压力却越来越大，担心妈妈在局里闹出什么事来就麻烦了，因此我坚持让妈妈回去，叫她不要随便到局里来，免得惹事生非。妈妈不来了，小花怎么办？我果断决定送回外婆家寄养。方芳起初不同意，但想来想去也只有这个办法比较放心，也就只好答应了。
　　小花送走的那天，方芳的心碎了！觉得把生命赋予了她，却不能给予父母的关爱；既然把她带来了人间，又不能告诉她世界是个什么模样。母爱之心，血缘之情，在此离别之时，任由泪水默默地流。我无法安慰她，因为这都是我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