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父亲的工作单位在崖县，主管机关在通什市。调查组又回到原单位去访问当年参加过内部肃反的人员，说在斗争会上有人叫喊过把他划为反革命，但结果没有，仍然继续留用。同他一起工作的工程队副队长证明：“没有看到文件，也没有听说过把夏工划为反革命。运动过后，他仍当主任工程师，工资待遇不变，一直工作到1964年2月退休，1966年8月因肺结核病医治无效，在海南人民医院去世。”

　　调查组又找到当年签批州党委批示的负责人赵魁同志，他认真回忆与辨认了笔迹后肯定地说：“州党委讨论的处理意见是《经过教育，继续留用》，没有划为反革命。”并亲笔写下了书面证明：“夏倬的处理结论：经过教育，继续留用。下边《划为反革命》不是我写的。赵魁1979年4月4日。”州党委组织部接着正式发文平反：“一九五八年对夏倬同志的处理意见是“经过教育，继续留用。”至于“划为反革命”词句失实，应予纠正。”

　　石油公司党支部根据夏勇的表现和对他父亲问题的调查结果，一致通过他入党，公司党委批准他为中共预备党员。当勇弟把这个喜讯告诉我时，我兴奋的彻夜未眠；方芳知道后也高兴地对我说：“真为你们弟兄高兴，背了二十年的包袱应该彻底卸掉了！”
　　我激动地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她看着我形喜于色的样子，含笑着说：“看你高兴这个样子，真应该好好向你弟弟学习。”
　　我一下子楞住了，问：“你说什么？”
　　她仍然笑着说：“我说不用高兴过度了，父亲的问题查清楚了，不等于你的问题解决了，要向你弟弟学习，你说对不对？”

　　她的话使我冷静下来，心里虽然有些扫兴，但真的是高兴过头了。我问她：“照你看怎么学，我的问题在那里？”
　　“毛主席说过，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客观条件再好，主观努力不够，也不会有好的结果，反之也是一样。所以，我认为主观努力是主要的，你同意这个看法吗？”
　　我不得不服，她总是在我出现偏差的时候及时纠正我回来。按理说，有这么好的爱人帮着，我不应该“落后”！可是与勇弟相比，确实不如他。同样的家庭条件，他能做到的事，我为什么做不到呢？对照党章来检查，不得不承认自身还存在着许多缺点与不足，这次受勇弟入党的鼓舞，我决心加倍努力，时刻按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1979年7月1日是党的生日，我再次向党组织郑重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时过二个月，当我回局会报渡槽试验情况的时候，朱副局长与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他开门见山的说：“你给支部的入党申请书我们都看了，这是几次了？”
　　我说：“第18次。”
　　“能坚持不渝地要求参加党组织，这个愿望很好。我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执著地要求入党？入党为了什么？能谈一下你的想法吗？”
　　我毫不犹豫地对他说：“我是在党的哺育下成长的。从初中到大学，我一直享受助学金完成学业。工作后几次身患重病，甚至生命垂危的时候，是党挽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没有共产党，那有我的今天！我对党一直怀着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是从我的切身感受中产生与培育起来的，是根深蒂固的。
　　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建设新中国。受党培育而有志的我，要求入党，就是决心去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更好地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因此，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一生的愿望与追求。

　　我与方芳结婚时，就相互勉励，一定要实现这个愿望，誓作志同道合的伴侣，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现在她已入党二十年了，我还没有参加党；检查起来，主要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对自我改造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努力不够。”
　　朱老接着我的话说：“你对‘父亲问题’的影响也认识不足，思想上有反复，影响了自己的进步。你说对吗？”
　　我没有立即回答，脑子里在反思着。他看我在思考，又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党的政策历来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但在具体贯彻执行中，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过火的、漏掉的都有，这点你可能缺乏理解。就像你们工程技术人员，使用同一个公式去计算，算出来的结果有的很精确，有的有误差，有的算错了。当然，对人的处理应该十分慎重，尽量不要出差错，发现错了就必须纠正。

　　具体到你父亲的问题，从查证的材料来看，他属于可划可不划的审查对象，推一推可能掉下去，拉一拉就能上来。根据他本人的现实表现，组织上是尽量挽救他，对他的处理是经过教育，继续留用；但在办案过程中出了差错，这是不应该有的差错，而且这个差错没能及时发现与纠正，我想这与宁‘左’勿右的思潮是分不开的。”
　　我冒味地问：“局里不是调查过吗，怎么也没有发现？”
　　“这可能就是你想不通的地方？”我点点头，朱老继续说：“我只能告诉你，这与调查人的态度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我们既是受害者，又是自觉或不自觉的执行者，不看到这一点，许多问题无法解释。如果不是“四人帮”被粉碎，平反冤假错案，这个问题或许还不会得到纠正，你同意我说的吗？”
　　是啊！如果说调查人员没有发现与纠正这个错误，有其主客观原因。那么自己作为受害者，不也是逆来顺受，宁愿信其有，不愿说其无吗？这虽然是一般弱者常有的态度，但不能说问题得不到纠正与自己无关。于是我对朱老承认：“我自己也有责任。因为父亲确实是丧失了人格国格，做了国人不该做的事，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也是问题产生的原因；但划不划为反革命，我没有勇气与把握去判断，思想上存有顾虑，一方面很想知道事情的真相，了解定案的依据与理由；另一方面又不敢去查问，怕误会站不稳立场，怕说为“反革命”辩护，归根结底是私心在作怪。”

　　“这实际上就是‘父亲问题’的影响在你身上的反应。现在问题得到了纠正，希望你也能正确去对待与认识，不然问题纠正了，思想上还会有偏差。从你的思想演变过程来看，我认为患得患失的思想意识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克服，这是需要引起注意的。得失观是人生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树立正确的得失观，才能处理好公与私、恩与怨的关系，不为得到而得意忘形，也不为失去而一蹶不振，才能使自己的思想境界得到升华。你应该向你弟弟学习，他当工人，思想纯朴，胸怀坦荡，不管父亲问题影响多大，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为石油公司做出了很大贡献，成为全国财贸系统的先进代表，说明他是工人阶级有觉悟的先进分子。过去战争年代，我们部队有一位青年，从反动家庭里叛逃出来投身革命，多次申请入党，没有被批准，他无怨无悔，一心革命，直至牺牲了才追认为共产党员。在“文革”中，像罗文书记、田英局长等许多老革命、老领导含冤受屈，仍然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这些情景你都看到了，可以说：心底无私天地宽。我们共产党人就应该有这样的革命胸怀，为革命不计较个人得失，你说对不对？”

　　我心悦诚服地表示接受，诚恳地说：“你批评的很深刻，今后我一定加强学习，刻苦改造自己，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希望领导和组织上继续帮助教育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