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王有龄因丧失城池而自缢身亡。经曾国藩保荐，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一职。左宗棠所部在安徽时“晌项已欠近五个月，饿死及战死者众多”。此番进兵浙江，粮饷短缺等问题依然困扰着左宗棠，令他苦恼无比。急于寻找到新靠山的胡雪岩又紧紧地抓住了这次机会：他雪中送炭，在战争环境下，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之内筹齐十万石粮食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左宗棠面前一展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左的赏识并被委以重任。在深得左宗棠信任后，胡雪岩常以亦官亦商的身份往来于宁波、上海等洋人聚集的通商口岸间。他在经办粮台转运、接济军需物资之余，还紧紧抓住与外国人交往的机会，勾结外国军官，为左宗棠训练了约千余人、全部用洋枪洋炮装备的“常捷军”。这支军队曾经与清军联合进攻过宁波、奉代、绍兴等地。

　　胡雪岩是一位商人，商人自然把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左宗棠任职期间，胡雪岩管理赈抚局事务。他设立粥厂、善堂、义垫，修复名寺古刹，收硷了数十万具暴骸；恢复了因战乱而一度终止的牛车，方便了百姓；向官绅大户“劝捐”，以解决战后财政危机等事务。胡雪岩因此名声大振，信誉度也大大提高。这样，财源滚滚来也就不在话下了。自清军攻取浙江后，大小将官将所掠之物不论大小，全数存在胡雪岩的钱庄中。胡以此为资本，从事贸易活动，在各市镇设立商号，利润颇丰，短短几年，家产逐渐超过千万。

　　晚清时期著名的洋务运动主要是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发起推动的。此三人在同太平天国战争中，认识到了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的重要性，迫切地要求向西方学习、自强御侮，但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不便与外国人打交道。这样，与左宗棠联系极为密切，精通华洋事务的胡雪岩在洋务运动中又找到了用武之地。他协助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甘肃织造总局；帮助左宗棠引进机器，用西洋新机器开凿泾河。毫不夸张地说，左宗棠晚年的成功中有着胡雪岩极大的功劳。

　　左宗棠任浙江巡抚时，委任胡雪岩为总管，主持全省钱粮、军饷，因此阜康钱庄获利颇丰。京内外诸公无不以阜康为外库，寄存无算。他还协助左宗棠开办企业，主持上海采运局，兼管福建船政局，经手购买外商机器、军火及邀聘外国技术人员，从中获得大量回佣。他操纵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操纵市场、垄断金融。至同治十一年（1872）阜康钱庄支店达20多处，布及大江南北。资金2000万余两，田地万亩。由于辅助左宗棠有功，胡雪岩被授江西候补道，赐穿黄马褂，终于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官商。

　　同治十三年，胡雪岩筹设胡庆馀堂雪记国药号，光绪二年（1876）于杭州涌金门外购地10余亩建成胶厂。胡庆馀堂雪记药号，以一个熟药局为基础，重金聘请浙江名医，收集古方，总结经验，选配出丸散膏丹及胶露油酒的验方400余个，精制成药，便于携带和服用。其时，战争频仍，疫疠流行，“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备受欢迎。此后，胡光墉亲书“戒欺”字匾，教诫职工“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其所用药材，直接向产地选购，并自设养鹿园。且招牌为“真不二价”胡庆馀堂现为国内规模较大的全面配制中成药的国药号，饮誉中外，对中国医药事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胡庆馀堂在1880年时，资本发展到了二百八十万两银子，与北京的百年老字号同仁堂南北相辉映，有 “北有同仁堂，南有庆馀堂”之称。而胡雪岩，作为胡庆馀堂的创办者，也因其不耻下问、勇于探索，以一个钱庄出身、不熟悉药业的人在中国药业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笔，使胡雪岩的声名不至被时间所冲淡。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算是善有善报吧！

　　除了创办胡庆馀堂以悬壶济世的义举之外，胡雪岩还为左宗棠的西征举借洋款，为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结束阿古柏在新疆十多年的野蛮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又书写了他人生中极为精彩的一笔。
　　1866年，左宗棠由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总督，奉命出关西征。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西征军经费虽然由各省共同筹集，但为数不多，且经常拖欠。为解决经费问题，左宗棠只好奏请借洋款救急。
　　自然，具体经办借洋款事务这一重任落在了胡雪岩的肩上。胡雪岩通过在上海汇丰银行的任帮办一职的朋友古应春的安排，打算向英国渣打银行借款。胡与该银行经理首次面谈便因在利息、借款期限等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不欢而散。后在胡雪岩的精心策划下，自称中国通的渣打银行驻中国地区总经理被收拾得服服贴贴，双方很快就利息、期限、偿还方式等细节达成一致。胡雪岩为西征筹得第一笔借款。

　　此后，为助左宗棠西征，胡雪岩先后六次向洋人借款，累汁金额为一千八百七十万两白银，而利息至少占总数的一半，可以说是非常惊人的高利贷。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一借款举动是值得的。
　　当然，图利是商人的本性，胡雪岩也无法脱俗，他利用借贷款实付利息与应艾利息之间的差额，吃了“回扣”。但总的来说，在当时西征大军欠缺粮晌，各方相互推委的艰难时刻，胡雪岩能够挺身而出，不辞劳苦担负起筹借洋款的重任，协助左宗裳西征保住新疆，还是表现了他的爱国之情。虽然，我们常常把“奸”字与 “商”字连在一起，甚至更有“无奸不商”一说，但就事实而论，生意场中也有性情中人，胡雪岩算得上其中之一。在功成名就之后，他并未忘记他的发迹之地——杭州，为杭州百姓做了许多义举。他开设钱塘江义渡，方便了“上八府”与“下三府”的联系，并设船，为候渡乘客提供方便，并因此博得了“胡大善人”的美名。他还极其热心于慈善事业，乐善好施，多次向直隶、陕西、河南、山西等涝旱地区捐款赈灾。到1878年，除了胡雪岩捐运给西征军的药材外，他向各地捐赠的赈灾款估计己达二十万两白银。更鲜为人知的是，在轰动朝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他利用自己的声誉活动京官，赞助钱财，为此案最终昭雪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借此案使他的义声善名更加深入人心。此外，他还两度赴日本，高价购回流失在日本的中国文物。从这一切举动中可见他行侠仗义的仁厚之心和一颗拳拳爱国之心。

　　古语有云：“福兮，祸所伏也。”胡雪岩在商场驰骋多年，靠官府后台，一步步走向事业的顶峰，风光无限，但其最终的失败，却也是由官场后台的坍倒和官场的倾轧所致。胡雪岩虽为商人，但他的发迹以及鼎盛与政界要人的庇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胡雪岩紧紧把握住了“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精髓，他先借助王有龄开钱庄，又以左宗棠为靠山创办胡庆馀堂，为西征筹借洋款，恢复因战事而终止的牛车，为百姓、为国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从而一步步走向事业的巅峰。作为一名商人，他被御赐一品顶戴，被赏黄马褂，成为名副其实的“红顶商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但就是这样一位己名利双收、事业有成的人，却在几天之内垮掉了，他的事业也随之走到了尽头。表面上看，胡雪岩生意的失败是由于他野心过大，急于扩充，出现决策性失误，使钱庄因缺乏流动资金而被挤兑，致使其经营的生丝铺、公济典当、胡庆馀堂等纷纷关闭。但导致胡生意失败的为深入的原因是政治敌人的打击。他是左宗棠与李鸿章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成为李鸿章“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策略的牺牲者。

　　胡雪岩破产后，先前那些为其钱财嫁人胡家的美妾们，一改往日争先恐后巴结胡氏的嘴脸，温情顿失，纷纷要求携带自己的私房钱离开；留在胡氏身边的，只有罗四太太。在罗四太太的陪伴下，靠着胡庆馀堂的微薄收入，胡雪岩凄凉地度过了他的晚年，于光绪十一年 (公元1885年)，黯然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