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转移到北京后，多尔衮大权独掌。他也开始感觉到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对于个人独裁的掣肘。哥哥皇太极没有废止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弟弟多尔衮一开始也不敢贸然对于这个制度下杀手。于是，多尔衮便学了皇太极的榜样，继续往“议政王大臣会议”中掺沙子，再一次扩大它的人员组成。中国人的决策机构一向有这样一个顽疾：人越多，嘴越杂，它所能发挥的参政议政的效力便越微薄。因此，多尔衮与两宫皇太后商议：应该最大限度地调动大清国优秀干部的议政积极性。如此，多尔衮执政时期，在原有亲王﹑郡王、贝勒、固山额真、以及每旗三位满族议政大臣的基础上，新增加的议政大臣组成有：蒙古八旗固山额真，六部满﹑蒙尚书，皇帝亲信的内大臣﹑侍卫、甚至各王府﹑贝勒府中的长史﹑旗下闲散等人。大清的朝堂上，一时佩戴有“议政大臣”之荣誉勋章者，红尘滚滚。这些人整天吵吵嚷嚷要给摄政王多尔衮献言建策，多尔衮给他们闹得头都涨大了。于是，在紫禁城一个僻静的去处，专设了一个“议政处”，作为议政王大臣们专门的办公场所，多尔衮拜托无实事可做的信义辅政叔王济尔哈朗，抽时间多多关心一下众议政王大臣的工作与生活。多尔衮这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众议政王大臣在江湖上厮混，心底也有一杆秤。
　　日期：2012-05-02　20:03:31
　　工作性质被人家边缘化，固然是一种难堪的事情。可是，自己参政议政的荣誉地位被人家彻底打翻了，自然是一件性质更为恶劣的事情！洪承畴、冯铨欲将内三院，升格为类似前明内阁的一种决策班子；众议政王大臣心里都明白，洪、冯二人这是想争夺实权，彻底把“八旗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杯具，这是一种有损于议政王大臣老少爷们自尊心的严重事情，也有违于太祖、太宗二代开国领导人创立大清体国的宗旨。于是，众议政王大臣乱哄哄去找他们的领头羊辅政王济尔哈朗。济尔哈朗被多尔衮整蛊后，心中早就憋屈了一口恶气。众议政王大臣这边一闹，济尔哈朗迅速把舆情上达到了代善、二宫皇太后等帝国精英耳中。说实在话，摄政王多尔衮的这种高度集权举动，是包括代善派系、济尔哈朗派系、以及二宫皇太后所扶持的幼主福临正统派系，均不愿意看到的。布木布泰太后听说主意是洪承畴出的，当时就轻轻地骂了一声：糊涂。布木布泰是说聪明人也有犯糊涂的时候，却没有认真嫉恨洪承畴。后来，代善、哲哲太后、布木布泰太后便找了一个恰当的时机，数落多尔衮：说老满族家里人在背后讲了他许多风凉怪话呢。多尔衮情知不妥，就满脸堆笑地恢复了众议政王大臣的行政待遇。所以，“首崇满洲”，是一种政治性很强的措施，任何涉及到满族人政治经济待遇的改革工作，在这个敏感的历史时分，必须三思而后行。

　　不过，多尔衮对于追随自己入关的满清王爷贝勒们仍然没有娇纵。“八旗议政王大臣会议”既然反应这样敏感，多尔衮便把内三院调整回到了正二品参谋总部的位置。至于，六部尚书的满族尚书等要害职位，多尔衮则严禁满清王爷贝勒们染指，这就在实际上，把满清帝国的操纵权牢牢地掌握在了多尔衮自己的手中。所以，多尔衮对于那些游弋于核心权力周围的满族王爷贝勒们，除了对于多铎、阿济格等少数嫡系的人员是青眼相加的，多尔衮对于其他众多王爷贝勒的抛眼神、打手势，就始终充满戒备了。

　　日期：2012-05-02　20:04:37
　　因此，在多尔衮摄政的整个时期，多尔衮对于非亲信满族王爷贝勒的使用，不过将他们视为中央政府豢养的一类战争杀手罢了。他们在国家多事的争战时期，会被佩戴了一朵大红花，送到流血的火线去厮杀。一俟战事结束了，多尔衮即忙不迭地将兵权收回。枪杆子是一切政治斗争的生命线。对于兵权的控制，多尔衮可是打不得一点马虎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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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多尔衮摄政七年，真正能体现出多尔衮“首崇满洲”特色的，却是那令汉人充满了血泪的“薙发、易服、圈地、投充、逃人”五大恶政了。还有一条恶政“文字狱”，那是，多尔衮的二个侄子侄孙顺治与康熙的作为，所以不好把这笔料帐也归到多尔衮的身上。
　　其中，在中国的南方广大地区，以满族人强制推行的“薙发、易服”二项措施，充满了血腥的屠杀。而在中国北方的京畿山东地面，则以“圈地、投充、逃人”三大暴政令人深恶痛绝。
　　其实，当初多尔衮、布木布泰太后等人，定下迁都北京的基调之后，布木布泰太后在沈阳将启程之时，就曾经信誓旦旦地给满清贵族们做保证：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只要大伙儿踊跃追随着顺治帝入关！
　　因此，数十万满族人口这才怀着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跋涉来到关内。如此，迅速让满清贵族们在京畿安定下来，便成为清政府能否在关内站稳脚跟，所必须下好的第一步棋。

　　在帝国核心领导成员的国事讨论会上，布木布泰太后对于具体的经济安抚措施不是太感兴趣。她只提请摄政王多尔衮注意：在安排满清八旗的入关生计之时，一定要将满清八旗的兵制完整地保存下来。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满清八旗的战斗力，以保证大清国政治的长治久安！
　　可是，多尔衮并不是造物主，他也没有本事从一个空空如也的篮子中，变出满满一筐的鸡蛋来。好在满洲贵族的传统习惯中，原始的抢掠观念是渗入人心的。多尔衮只要有一个掩人耳目的表面理由，即可将京畿附近的土地人口，视为满洲贵族列土分茅的战利品。于是，便有了圈地、投充、逃人三项峻峭法令的颁行。
　　日期：2012-05-03 20:24:22
　　多尔衮实施圈地的理由很简单：
　　前明自它的中叶以后，皇族地主、勋戚地主、官僚地主就利用其特权侵占了京畿附近的大量土地。特别是从前明的万历中叶以来，宗室贵族通过奏讨、钦赐、占夺、投献等手段兼并的民间土地尤其惊人。多尔衮从明代的官方记载上查阅到，仅明神宗时的潞王朱翊镠、福王朱翊镠两位藩王就封，皇帝就大手笔地赐予六万顷土地。根据万历年间的土地资料，不算皇庄，仅属于皇室诸王等宗室田庄的土地就已达到了484580顷。现在，前明的皇亲勋戚们，在这一场残酷的明清易代战争中，大抵上已成为了孤魂野鬼。作为胜利一方的大清朝，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将这一大批无主的庄园进行资源再分配。

　　另外，多尔衮在跑马圈地的实践中，发现在大片的无主庄园之间，间或有汉民的小块土地犬齿交错于其中。满族八旗是一个亦军亦民的战斗单位，有小块的汉人土地点缀于其中，颇不利于八旗牛录单位的军事调拨，于是，多尔衮又把其中的汉民调剂到更加偏远的荒地上去耕作，这便所谓的拨补。
　　日期：2012-05-03 20:25:12
　　其实，我们早已经知道，满清八旗制实际上是一种“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的，兵民一体、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清政府迁入北京后，在由多尔衮、代善、两宫皇太后等组成的大清核心领导阶层，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要以首都北京为中心，周围三百里范围内全部住上满族八旗人口，以捍卫京师重地。
　　这样，多尔衮摄政时期，便在顺治元年十二月、顺治二年八月、顺治四年正月（1647）掀起了三次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三次共圈占土地约十六万余顷，圈地所波及范围主要为京畿地区的河间、滦州、遵化、顺天、保定、河间、易州、遵化、永平等42府县。其他地区也有圈地之事，但范围没有如此集中，所以尚不足以引起公愤。
　　三次圈地，近畿地面上，最苦的当然是那些失地的汉族农民了。《啸亭杂录》一书说：“近畿土地，皆为八旗勋旧所圈，民无恒产，皆赖租种旗地为生。而旗人自恃势要，增租直，屡更佃户，使民无以聊生。”

　　日期：2012-05-03 20:2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