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其实是了解人的过程，自古以来都是非常复杂的工程，非明哲不能至。了解一个人真的很难。昏庸的人不足以知人，而明察秋毫而往往被自己的明察秋毫所蒙蔽；荒诞的人不足以知人，而规矩的人又往往被自己的规矩所蒙蔽。善于明察的人对于别人的长处短处看的一清二楚，规矩的人则不能容忍别人的缺点毛病。一个有智慧，有谋略，果断坚韧的人，其长处和短处是结合在一起的，缺点和优点也是杂揉在一起的，因此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果对他们考察的很细密，对他们的要求很严格，那么这些人就不能自全，或者弃而不用，或者就算选拔上来也不重用。而有些这样的人是怀有大才的，这就是为什么刘邦明知陈平品行不端依然重用，曹操不干预郭嘉的私生活的原因。而有些人为了表示自己没有缺点就矫揉造作自己的行为，掩饰自己的言语，追求做个道德圣人，不去修炼经世致用之才，这样的人就算培养出来了，又有什么用呢？圣人书是用来读的，若用来解决实际问题，则百无一用。表面上看起来严密谨慎，实际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样的人，又怎能委以重任？

　　刘备临终前，告诫诸葛亮说马谡这个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诸葛亮却不能疏远马谡，还日夜交谈，甚至委以三军的重任，导致街亭失守，功败垂成；陈震也曾明言李严不可重用，但诸葛亮不能斥退李严，反而依靠他参与谋划。只因诸葛亮正派，严肃，谨慎，所以马谡，李严就乘机掩饰自己的毛病，而诸葛亮也因此受到他们的蒙蔽。刘备托孤的时候，诸葛亮是一把手，李严是二把手，某种意义上是诸葛亮的对手。加上李严很多举动都有想分诸葛亮权力的意思，如果说用李严是想用《郑伯克段于鄢》的方式，让对手的罪恶更大一些的时刻再除掉他，可以理解，但是马谡呢？马谡可是和诸葛亮感情很好，不存在故意错用的可能性。一对比就知道，曹操远比诸葛亮知人善任，除了没有处理好司马懿的问题，荀彧，郭嘉，钟繇，贾诩等，所用之人都是很称职的。蜀中也有俊杰，比如帮刘备制定经济政策的刘巴，还有庞统、法正都很欣赏的彭羕，也不见用；甚至于军事天才，以及刘备欣赏和一手提拔的魏延，诸葛亮也不重用。在了解和使用人才方面，诸葛亮值得向曹操学习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日期：2013-05-09 06:58:26
　　一/四，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
　　东汉李固说：“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为了天下太平选择一个合适的人太难了。书生溺于圣人言，以为天下是可以垂拱而治的，或者是“治大国如烹小鲜”那样简单，或者是“为政以德以信治天下”这样的理想化。等到自己真正参与其中，就会发现根本没那么简单。圣人言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只提出治天下的表面形式，而阐述不出“怎样”，即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达到这样的最终目标。正所谓少年不知愁滋味，老来方知行路难啊！平治天下，实在是太难了，能做到这一点的大人物们，实在太了不起了！

　　据《资治通鉴》：诸葛亮佐备治蜀，颇尚严峻，人多怨叹者。法正谓亮曰：“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驰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敝，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

　　意思是诸葛亮辅佐刘备治理蜀地，很强调严刑峻法，很多人怨恨叹息。法正对诸葛亮说：“以前汉高祖入函谷关，约法三章，秦地的百姓感恩戴德。如今，您借助权势的力量，占据一州的地方，刚刚建立国家，还没有施加恩惠，进行安抚，况且从外来的客与本地的主这间的关系讲，客人的姿态应当降低，希望您能放宽刑律和禁令，以适应当地人的意愿。”
　　诸葛亮回答说：“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因为暴虐无道，政令苛刻，造成人民对它的怨恨，所以一介草民大呼一声，天下就土崩瓦解。汉高祖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宽大的政策而获得很大成功。刘璋糊涂软弱，从其父刘焉那时起，刘家对蜀地的人两世的恩惠，全靠典章和礼仪维系上下的关系，互相奉承，德政不能施行，刑罚失掉威业。蜀地的人专权而为所欲为，君臣之道，渐渐破坏。给予高官表示宠爱，官位无法再高时，反而被臣下轻视；顺从臣下的要求，施加恩惠，不能的时候，臣下便会轻狂怠慢。蜀地所以到了破败的地步，实在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引起的。我现在要树立法令的威严，法令被执行，人们便会知道我们的恩德；以爵位限定官员的地位，加爵的人便会觉得很荣耀。荣耀和恩德相辅相成，上下之间有一定的规矩，治国的主要原则，由此清楚地显示出来了。”

　　此文标题是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策论题目，完整的叫做《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我认为状元刘春霖的答案，水平应该比我要高，不然那个“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就是我了。他这样论道：“天下之患莫甚於不权时势、而务博宽大之名。国家当疲玩不振之秋、内忧外患、其势岌岌不可终日。而朝野方酣嬉而为偷惰之谋、不有以震厉之、则弛者不可复张、而天下终於不救。虽申商之术、儒者弗道、然时势所值、激於不得不然、善为国者必不敢因循顾忌、而贻天下以不测之患。如猛烈之药，虽非所以养生，然遇沈痼之疾，则固非此不能起也。”

　　天下的忧患莫过于不审时度势，而图宽厚仁慈的虚名。国家危急存亡之秋，萎靡不振，如果这个时候朝廷还不用雷霆手段激励天下意志，而嬉戏懒惰，那么纲纪就混乱不堪，天下无药可救了（曹操承接汉祚之衰，用的也是猛药，袁绍用宽，败亡）。政治家、历史学家司马光说：“为政之道，慢则纠之以猛，残则纠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斯不易之常道”。核心思想就是宽猛相济。所以说诸葛亮于此时用猛，正是审时度势，对国家环境的精准分析之后，采取的治国方略。

　　为政宽，对于官吏管理的放松，必然使老百姓受到惨烈的压榨。东汉末年，国家对官吏的放松到了极点，就像没有缰绳的疯牛一样横冲直撞，难道百姓敢出来阻止吗？国家政权掌握在庸人、小人手中，地方上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百姓生活水深火热。治官的要诀在于“猛”，养民的关键在于“宽”，二者并行不悖。现在要矫正衰世为政之宽带来的弊病，必须用猛不可。
　　东汉末年，阳球曾用猛的方法严厉打击过一批祸国殃民的蠹虫，当时是大快人心；范滂、张俭也曾用类似的办法，但却激起天下大乱且一发不可收拾。治病靠药物，这是相对于身体健壮的人，病好了就要滋补。对于年老体弱之人，如果一味用猛药，很可能病入膏肓。每个王朝的末年，国家的气数几乎穷尽，好比年老体弱的病人。曹操，诸葛亮为政都很慎重，但都不约而同的采取了猛药。“处积弱积弛之余，非用申商之术莫能治也。”诸葛亮用之，“功润一方，吏民衔感”，“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又曰，“邦域之内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但是，诸葛亮的治国方略，给他带来了威信，给蜀国带来了稳定，但同时，却使蜀汉将潜力挖掘殆尽，无法拔高，稳定之余做不出更加英霸之事，即《出师表》所说“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诸葛亮所用的申不害，商鞅的法家治国之术，是只用其“术”，而没有深刻领悟其“道”，这就是“无其心而用其术”的局限性。诸葛亮治国过于压抑人性，而没有利用好人性的阴暗面去干大事。若诸葛亮读书时不是“观其大略”，而深刻领悟了商鞅变法的精髓，他的成就，很可能远大于此。商鞅变法的巨大意义究竟在哪里，法家治国的精髓又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