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5-09 17:37:23
　　一/五，商鞅变法与秦功蜀鉴
　　破解三国，为什么要引入商鞅变法？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浓墨重彩的一笔，领悟了商鞅变法，对于很多事情的理解会产生质的飞跃。同时，当真正理解了商鞅变法后，再来理解”无其心而用其术”的诸葛亮治国，会有醍醐灌顶的感觉。
　　蜀国建国初期，国情与商鞅变法的背景非常相似。刘备的蜀国与秦孝公的秦国，都地处偏僻的西隅，西面是青藏高原，南面是蛮荒之地，与中原国家不融合，并且被视为敌人，出不了函谷关。秦孝公励精图治，广求贤才，愿意与之分国，向东扩张。刘备的蜀汉是个外来政权，当地土著势力盘根错节，政府信用丧失殆尽，国内矛盾突出；秦孝公的秦国百姓好逸恶劳，打架斗殴勇猛如虎，上阵杀敌胆怯如鼠。这两个国家都可谓积贫积弱。乱世用猛药，诸葛亮治蜀用商鞅之术，可谓对症下药！但是，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一百多年后秦始皇一统天下，而诸葛亮治理后的蜀国，无法延续到两代以后，这又是为什么呢？商鞅变法从何入手，种种政策的制定又表现出商鞅怎样的政治智慧？看商鞅变法如何高明！

　　日期：2013-05-09 17:39:46
　　1/商鞅心中无人民，与民争利
　　商鞅自己说：“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
　　超出常人的行为，本来就常被世俗非议；有独道见解的人，一定会被一般人嘲笑。“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於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不能和百姓谋划新事物的创始而可以和他们共享成功的欢乐。探讨最高道德的人不与世俗合流，成就大业的人不与一般人共谋。这就是一流的决策者，完爆甘龙、杜挚这类腐儒。有人说商鞅这不是太霸道了么，一点都不民主。没错，就是这样！干大事的人，高层的决策，根本没有必要和底层人士商量这么做对不对，要不要推行。因为底层人士大多鼠目寸光，见解枯缩，无法用现有的知识水平来判断这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不对，好不好，对大局有益无益；和他们讨论，如果他们同意，那等于白讨论；如果不同意，徒增烦恼，增加了决策成本。部分好事者还会故意闹出些事情。

　　选择你做执行官，那就是由你来制定，什么都要广泛讨论，那还要你这个首席执行官干什么？更何况，有些政策是对人民不利而对国家有利，有些政策是短期痛苦但长期见效。往小处说，减肥，你要减肥，那就要少吃多运动，这会给你带来短期的痛苦，但是一旦坚持下来，会对你整个身体带来质的提高。而大多数人，只看得到减肥带来的痛苦，却看不到减肥带来的幸福；正如商鞅变法不听取民意，因为大多数普通老百姓，也只能看到新法的弊端，看不到新法将会对国家带来多么深远的影响。等到成果出现的时候，再来解释，大家就都明白了。曹操总是和荀彧、郭嘉、贾诩这样的高明人士商量决策，见过曹操征询老百姓的意见吗？真正有大略的决策者，都深深的明白这个道理，只有那些自我能力一般，又犹豫不决的人，才会病急乱投医到处征询意见，还美其名曰“民主”，这不是民主，这就是平庸！决策者能不鉴哉？

　　商鞅变法的开端，就非常响亮和漂亮，人民有疑虑，他就“立木取信”。起初有不少谤议新法的，后来看到了好处，转而都来颂扬，商鞅一律把他们定为乱民处死，从此无人敢议论新政。商鞅有秦孝公做大后台，诸葛亮也有刘禅做大后台，并且权力比刘禅还大，但是商鞅治秦人人敬畏，争相执行；诸葛亮治蜀谤议不断，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皆有杂音。同样的法家治国，效果截然不同，诸葛亮不一定才学就不如商鞅，问题恐怕是出在执行的力度与彻底程度。

　　日期：2013-05-09 17:43:08
　　2/诸葛亮用法家治国，却不是个真正法家
　　商鞅的秦与诸葛亮的蜀，都有个共同的阻力点，就是国内保守势力盘根错节。商鞅和诸葛亮，都是外来和尚难念经，商鞅在变法前用了三年时间，了解政治派别，熟习官场规矩，感受民风民俗。诸葛亮在治国前很明显没有这样的准备工作，刘备突然驾崩，诸葛亮临危受命，实在没想到会这么疾风骤雨。当时的蜀国，应该有四股势力：一是益州土生土长的本地官员，二是灵帝时期刘焉带来的一批领导班子，三是刘璋培养的一批人，四是刘备带来的荆州势力，如此复杂的管理层关系，想处理好各派利益，同时让他们为自己所用，的确很难。诸葛亮也很痛苦：自己处在曹操的位置上，感觉可能比汉献帝还要为难。商鞅的秦国又是怎样呢？秦国各派保守势力犬牙交错，不比诸葛亮日子好过。俗话说“穷庙富方丈”，越是贫穷落后的国家越是这样。朝堂之上，随手丢块石头，都能砸到一个贵族。这些人，治理国家抚慰百姓不行的，吃喝嫖赌坑蒙拐骗那是专家，什么正事都不干，你还拿他们没办法。这些人必然是阻碍新法，阻碍国家前进的桎梏。商鞅请教他的老师：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尸佼，同时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文件草案。有了法令，未必就能执行。《商君书?画策》说得好：“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哪个国家没法律，哪个国家不自称是法治国家？有法律并不难，难的是到底有没有一套，能够使得法令等到有效贯彻落实的方法。作为法家，他们自有一套“使法必行之法”，归纳起来就是《韩非子》所说的“二柄”，即“刑”，“赏”。诸葛亮国内无人可以共谋。商鞅西行入秦带了一本书：李悝的《法经》，诸葛亮没有，那么诸葛亮自然无从下手制定法令。商鞅获得秦孝公的全力支持，诸葛亮在国内一人独大，却没有利用好这样的契机。黄金时间一旦错过，再次遇见便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事情了。蜀国失去了图强的机会，再也不可能与魏、吴抗衡。诸葛亮用法家治国，却是不能真正算法家的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