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也就是著名的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都，完善政权机构，随即展开北伐，势如破竹，除一度在山西代州和宁武关遭到山西总兵周遇吉的阻截外，一路未遇大的抵抗。到三月，大顺军已抵达北京城下。三月十九日，大顺军攻克北京外城，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于煤山。
　　日期：2013-02-27 19:4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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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政策和战略错了】
　　在官方的标准上，即以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尽为明朝灭亡的标志，实际上，明朝还没有灭亡，在南京，将有明朝的延续政权，史称南明，这是后话。
　　明朝灭亡多少有些可惜，一是明亡之后，异族侵入中华，把中华“治理”得一塌糊涂，使得国人多少对明朝有了些无法言传的好感。二是崇祯皇帝并不昏庸，有守成之才而无救时之能，偏偏生不逢时，最终只能以身殉国，让人多少对这位亡国之君产生了同情之感。第三点，就历史史实来看，其实崇祯朝十七年的情况，起初乃至最终，都没有十分糟糕，如果用对了治国救时方略，明朝也许能避免灭亡，而崇祯朝君臣偏偏就不止一次策略失误，终至亡国。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十七年来，究竟情况如何并不十分糟糕。
　　日期：2013-02-27 19:5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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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元年到崇祯四年，孔有德在山东叛乱之前，这四年算是早期。这四年的局势，后金并未十分强大，至少明朝的北方局部可以与后金势均力敌。这时候，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三位帅才还没有浮出水面，满朝可用的有孙承宗、王在晋、袁崇焕等人。西北虽有农民起义，但毕竟只限于陕西一省之地，其余地方尚且太平。期间，虽有崇祯二年己巳之变，但明军尚能上下同心将后金兵驱出关外，错就错在不应该杀掉袁崇焕。

　　有人说袁崇焕是明朝的救命稻草，也有人说袁崇焕是欺君误国的卖国贼，笔者认为袁崇焕是卖国贼的可能性是没有的，但他仅有将才而无帅才，当把一个将才放到一个帅的位置的时候，是小材大用，不出问题才怪。不管哪种说法，袁崇焕是当时明廷可用的人才这一点无庸置疑，有总比没有要好，袁崇焕一死，就少了一名能战的将才。而此时孙承宗也年过七旬，王在晋也失势而不被重用，而应对西北的民乱，用杨鹤的招抚之策本无可厚非，剿也罢，抚也罢，都有道理，关键是缺乏足够的财政支持。崇祯为了支持杨鹤，甚至发出内帑（皇帝的私人财产），然而也无济于事，这就不是杨鹤的问题了，也不是招抚政策的问题了，而是财政拮据的问题了。

　　日期：2013-02-27 19:5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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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五年到崇祯十一年，清军第四次入塞之前，这七年算是中期。在这几年，陆续涌现出了洪、卢、孙三位儒将，事实证明，这三位的才干不在袁崇焕之下，尤其是洪承畴，讽刺般地竟然成了将来后金夺取中原的主要功臣。
　　这七对付后金，基本上处于守势，但也还能守得住，对付农民军，基本上处于攻势，但围剿多年却收效甚微。究其原因，可以发现，农民军与后金有很大不同。后金政权体制严密而且高效，但总体实力不够。农民军虽没有严密的体制，既不精锐也不高效，但是农民军有强大的后备，任何受到天灾人祸威胁而无法生存的百姓，都可以加入起义的行列。也就是说，农民军看似无组织无战斗力，但潜在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仅凭剿，是剿不完的。这个时候，只能说朝廷的一味剿杀的方针错了。后金是精锐的，打不一定能打得赢，守却多半能守得住，农民军潜在强大，剿一定剿不完，怎么办？这个时候，上天给大明送来了一位难得的人才，杨嗣昌。

　　杨嗣昌不同于洪卢孙三人，他不是将才，更不是帅才，但他是相才。他不善于领兵打仗，但他善于制定战略政策。杨嗣昌提出了很明智的解决方法，对付农民军，剿抚并用，对付后金，暂时议和。这个方略无疑是当时最稳妥的方略了，后金自知没有能力消灭大明，议和却可以每年获得“岁币”与榷场贸易换来的棉粮，又能休养生息，何乐而不为。对于农民军，自然不能一味剿杀，但眼前这股势力，自然是要尽快解决的，所以就得剿抚并用。然而两个方略在执行中都出了问题，对于农民军，一错在用了熊文灿，一味招抚，导致张献忠先降后叛，二错在一味地增收赋税，饮鸩止渴，导致北方农民更多地破产而加入起义军的队伍。而与后金的议和政策，杨嗣昌既没有足够的能力让群臣理解接受，皇帝也没有足够的魄力将议和支持到底，结果议和事宜就成了过街老鼠，一旦公开，立刻招致朝野上下的全力攻击，最后议和方略自然是遗憾地胎死腹中了。

　　日期：2013-02-27 20:5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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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崇祯十一年末至崇祯十七年，这六年算是晚期。杨嗣昌议和之计的流产，导致了后金的第四次入塞（以明廷议和无诚意为借口），金军在冀鲁两省展开了大规模的劫掠，晚明后三杰之一的卢象升战死。此后，孙传庭被羁押，洪承畴调往蓟辽，不久被俘投降，而内地的民军首领再次起义，并且实力比原来更加强大，杨嗣昌以相才任督师，结果只能是才不对用，失败而终。到此为止，相将帅连番陨落，只剩孙传庭一人堪用了。

　　但直到此时，局势也仍然有挽回的余地。孙传庭再次上任，职位是七省总督。孙传庭是一个全方位的人才，治军理政都不含糊。到陕西之后，因为关中连年灾祸，田地荒芜，孙传庭一面招募新兵，一面实行屯田，配合一系列革旧鼎新的救时策略，虽然得罪了不少当地豪绅，却使得陕西的军政事务摆脱了对中央财政的过度依赖和消耗，渐渐建立起一支能战之师的雏形。这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的是孙传庭的保甲政策，截断了破产农民投奔农民军的这个链条，使得农民军在陕西失去根基而无法立足。如果向朝廷能把孙传庭的政策全面推行开来，关内的局势还是大有希望的。

　　对后金，松锦大战明军大败后，洪承畴又被俘投降，北方显然已经没有了防御后金的实力，这个时候，最好的考虑，应该是迁都南京，根除敌军每次入塞就威胁到国家心脏的弊端，依托江南富庶之地重振旗鼓，平定民乱也罢，收复辽东也罢，都有可能。
　　然而朝野的压力加上朱由检本人性格原因，迁都没有实现。但就这样也没什么，就凭孙传庭在陕西改制图新，三年五年，也能大有改变。然而陕西的官绅催促皇帝，皇帝催促孙传庭，终于导致孙传庭出潼关而战，结果一切飞灰湮灭。有人说孙传庭只是捉了高迎祥而已，并无大才，实际上孙传庭的才能并不下于洪承畴，只是他与洪承畴的遭遇不一样而已，出关后与李自成作战失败，错不在孙传庭，而在于崇祯帝失去方寸和明军缺乏精兵。明军的精兵多败亡于松锦大战，部下只有新兵以及高杰、左良玉、刘泽清等土军阀，根本无法同李自成的大军相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