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着孙传庭的权力，完全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出战，可谓为朝廷鞠躬尽瘁了，但死后竟然得不到朝廷的追认，相比洪承畴则要凄惨的多。洪承畴弃国投降了，朝廷竟然不知道，大设祭坛追悼，而真正忠于大明的人，战死疆场，尸首无存，却连最终的一点名分都没有，直到南明时期，方才追认。
　　这四次战役都是朝廷针对后金和民乱的关键之战，结果无一例外，全部毁于皇帝多疑急躁的性格。倘若皇帝对外臣大将有足够的信任，那么绝不至于这四场关键之战全部败绩，也不至于导致甲申之祸。
　　日期：2013-02-28 11: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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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问，朱由检的这种性格是如何形成的呢，为什么同样是皇帝的朱由校，为人忠厚而对贤臣孙承宗也罢，权阉魏忠贤也罢，都给予足够的信任，而朱由检却恰恰相反呢？
　　事实是，两人的父亲，万历朝的太子朱常洛，很不受神宗皇帝朱翊钧的待见，太子当得战战兢兢，朱由校朱由检等兄弟自然也就不招待见了，这在朱由检的幼小的心灵中，定然留下一定的创伤。关键还在后面，朱由检是庶出，生母又早亡，常常受到后妈、朱常洛宠幸的李选侍的欺负。朱由校好歹是太子——未来的皇帝，李选侍对太子要好的多，朱由检就没这个待遇了。于是，一个受后妈欺虐，受共内外的冷遇，没有幸福的童年的朱由检，很容易形成对人多疑不信任的性格缺点。但这一切都是奠基，真正促使朱由检这种性格形成的，要归功于他的哥哥朱由校和他痛恨的权阉魏忠贤。正因为朱由校对魏忠贤过分的信任，才导致了天启四年到七年，这三年明朝“最黑暗”的时代，朱由检充分接受了教训，却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形成了对任何人都怀疑的性格特点。

　　如果他的祖父朱翊钧没有一时宠幸了他们的祖母王宫女（后来的王恭妃），也许就不会有朱常洛，更不会有他们。如果他们的亲祖母身体强壮些，脸皮厚些，没有因为郑贵妃（福王的生母）的嫉妒折磨而过早丧命，也许，他能够多受到一些关爱，不至于导致那个悲惨的童年，也就不至于形成这样的性格，也就不至于崇祯朝十七年来，朱由检虽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却在中兴一事上毫无建树，反而导致亡国。

　　历史是有其偶然性的，历史也是可以假设的。你能说，朱翊钧临幸朱由检的祖母王恭妃就是历史必然？你能说，王恭妃体质差病死就是历史必然？你能说，朱常洛恰好就宠幸李选侍就是历史必然？你能说，熹宗皇帝朱由校病死，恰好无子，又恰好他的兄弟就只剩下了信王朱由检一人了也是历史必然？
　　所以，历史上的很多事，都是很玄乎的，只能说，巧合罢了。
　　日期：2013-02-28 11: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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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然中的必然】
　　然而，仅凭以上这几点，就说，明朝的灭亡是偶然的，排除这些偶然因素，明朝也就不会灭亡，这样，也未灭太过轻率，而历史，是绝不会这么简单的。
　　可以这样说，明朝可以有机会避免灭亡，也可以延长生存的时间，也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更让人不觉得惋惜的方式灭亡，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与历史的可假设性。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发现，这一切的假设，都是建立在明朝会灭亡的基础上的。为什么呢，难道仅仅就是因为既发生的历史吗？并非这样。如果就从那些孤立的不孤立的历史事件中来看历史，历史当然是偶然性的，但从制度、从经济水平、从精神文化这些方面来看，也许历史又成了必然的了。

　　那么究竟是哪些东西，又让人们觉得，明朝灭亡是必然的呢？我们先从一些事件中来看。
　　崇祯元年，朱由检下令，会推阁臣，由于阉党基本肃清，东林党势力重新恢复，把持了会推阁臣的候选名单，导致了朱由检所信任的非东林党人周延儒、温体仁二人未能进入候选名单。崇祯二年，后金入塞劫掠之后，非东林党人员趁机对东林党发起攻势，突破口在袁崇焕，因为袁崇焕的老师孙承宗是东林党，而袁崇焕又与内阁辅臣钱龙锡、韩爌等人交往甚密，诬陷袁崇焕，就可以将东林党骨干拉下水，从而有利于他们夺取内阁权力，当然，边关有没人镇守，国家的将来如何，在他们看来，这都要放到下一位的。于是次年，袁崇焕便遭惨死。

　　崇祯五年，孔有德发动叛乱，占取登州，身兼促使一场军事革命才能的孙元化被孔有德释放，孙元化忠心耿耿，竟冒死赶往京城，温体仁趁机弹劾，最终下狱惨死，徐光启一手打造的“科技救国”运动就此破产。温体仁为什么要这么揪着孙元化不放呢，原因在于周延儒与徐光启二人。排挤走东林党后，周延儒入阁了，但温体仁还没入阁，到了崇祯五年（1632），与周延儒关系密切的徐光启也入阁了。为了一己私利，温体仁玩起了过河拆桥，趁机整倒孙元化，而孙元化既是徐光启的弟子，又与周延儒关系甚好，这样就能同时将周延儒与徐光启拉下水，最终自己入阁，独揽大权，与上次相同，至于练新兵以强国这类大事，在温体仁的心里，就要排到权力的后面了。

　　透过这两件事，可以看出两点，第一点，朝臣不和，第二点，朝臣多徇私而忘公。其实这两点组合起来，可以用一个更加熟悉、更加恰当、更加专业的词汇来概括，这个词，便是党争。
　　日期：2013-02-28 12: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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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争代代有，其影响有多么恶劣，不用多说。很流行的一种说法，党争起于万历朝，而明也亡于党争，确实很有道理。但在这里，并非是去探讨党争如何如何破坏朝政，如何如何使得大明朝一步一步走向灭亡，而是去探讨党争是究竟如何产生的。
　　在朝为官的，肯定有不少人雄心壮志，想居高位，干大事，但是众所周知，历朝历代的丞相及明代首辅一职，很多情况下只有一个位置，为了得到这个位置，政见主张不同的人，就开始了争夺，由于没有民主，没有公开的竞选，只能通过阴谋、暗算、整人、拉人这一系列权谋手段来实现。起初，还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个人争斗，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利益信念相互一致的人，便会团结在一起，以增加在斗争中的胜算，这样发展下去，原本个人之间的斗争就变成了各个小团体之间的斗争。再久而久之，个别小团体能量十足，发展成大团体，对小团体形成压倒性优势，为了保住碗饭，其余小团体联合起来，于是，随着这样的趋势，满朝基本上会形成两到三个大团体，相互斗争，水火不容，这就是最终的党争。

　　通观有明一朝，可以发现以上基本符合明朝的状况。朝臣之间的相互斗争，基本上从英宗天顺朝开始。徐有侦诬陷于谦、李贤斗倒徐有侦、张璁斗倒杨廷和、夏言斗倒张璁、严嵩斗倒夏言，基本上都是个人之间的政治斗争，参杂进来的人虽有，但也只是个别而已。而徐阶斗倒严嵩、张居正斗倒高拱，则明显有了小团体斗争的特征了。而到了万历天启朝，著名的东林党与“三党”（浙党、齐党、楚党）之争，则已经到了党争的最激烈的阶段，这种大团体斗争，一直持续到崇祯朝、弘光朝、永历朝，影响极为恶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