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源减少，可征的赋税自然也就越来越少，而朱元璋制定的一系列低税政策，称为祖制，后代不得更改，这既不能使得百姓减轻赋税负担，又不能使朝廷征收充足的赋税，可谓好心办坏事。
　　那么土地兼并是否可以避免呢？
　　可以避免，但要看官府实行什么样的土地制度和税收制度了。如果持续私有化，那么土地兼并只会越来越严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唯有将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使用权全权归于耕者，官府再制定一系列杜绝土地买卖的政策，但政府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却不能有半点使用权（否则就有今天的房地产开发之祸患），说白了，就是类似于隋唐的均田制。
　　隋唐均田制之所以最终瓦解，是因为还有私有制的存在，况且所谓官田并非公田，而只是皇帝的私人财产，可以随意从百姓手中强行收回，可以随意赏赐大臣，这样的大私有制的均田制，仍然还是私有制，所以最终避免不了土崩瓦解。
　　其实私有公有也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不存在绝对的公有，所谓公有也只不过是官家的私有罢了，官有也会带来更多的难料的隐患，说不定比土地私有制更加严重。无所谓私有官有，问题的关键是，财政税收制度是否合理。
　　日期：2013-02-28 17:3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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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政府当然并没坐视土地兼并和财政拮据局面的恶化。万历朝张居正任首辅时期，实行新政，其中重要两项就是清丈田亩和平均赋役。清丈田亩的作用，是可以清查出一大批隐匿不报的田地，并一定程度上减缓土地兼并的进程，这是对土地兼并来说的。平均赋役，就是对财政税收制度来说的了，平均赋役，就是不管是谁家的田，不管是官绅之家，还是平民之家，一律按照标准缴纳赋税，这样，官绅们合法不交税的权利就没有了，官民绅民一视同仁。有了这两项，万历朝的耕地面积才能达到一千万顷以上，神宗皇帝也才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完成“万历三大征”。然而张居正一死，万历新政废除，官绅再次争取到了不交税的特权，土地兼并之风再起，作为财政来源的田亩数量急剧下降，财政危机再次来临，且愈演愈烈，终至甲申亡国。

　　其实，晚明时期的经济已经开始转向商品经济发展了，即便土地兼并导致农业税收征收困难，也可以转而将征税重点转向工商业上，像宋朝那样，靠工商业的税收收入，可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但是这种情况最终没有实现。

　　晚明不是没有尝试过税型转变的，如万历年间就在全国遍设矿监、税使等，负责绕过底层士绅去征收工商税，但是遭到了士绅的抵制，各地也相继发生很多次暴动，万历皇帝尝试税型转变不可谓不艰难。而万历皇帝一死，到了泰昌和天启初年，矿监税使的设置立马被废除，关于商业的“苛捐杂税”也被取消，东林党人一片欢呼，但是财政危机很快就到来。为此，主张征收商税的三党与宦官集团结盟，斗倒东林党，重新侧重于征收商税，又引发了多次江南多次市民暴动。崇祯帝罢黜魏忠贤不要紧，彻底打垮三党之后，东林党崛起，商税又被废除，加上灾害频繁，农田无收，晚明就彻底陷入了财政危机之中。

　　且不论财政危机是否可以避免，但似乎只要政府无所作为，这样财政危机就是必然的。也就是说，明朝三百年，在税收制度的维护和改革上几乎毫无作为，所以导致这样的财政危机，便是必然的。
　　所以，这么一联系，农民军越剿越炽、孔有德叛乱、洪承畴战败，似乎都有一定的必然性了。
　　日期：2013-03-01 12: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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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说党争导致政治内耗，土地兼并与税收制度僵化导致财政危机，那么明军在应对强悍的八旗劲旅是屡战屡败，就应该是军事不够强盛了。
　　是什么导致军事力量不够强盛的呢？
　　我们知道，明朝实行的是卫所军制，应该说是几千年来军事制度发展的集大成之作。卫所军制的好处，既有隋唐府兵制兵源稳定充足的优点，又避免了其征兵的繁琐与费时费力，并且职业的卫所军的战斗力明显比府兵制下半兵半农的士兵要强。此外，卫所也实行屯田，可以减轻百姓负担，很明显受到了西汉、曹魏屯兵制的启发。

　　单就这样的制度，集府兵制、屯兵制的优点于一身，又尽量地消除了缺点，应该算是一个重大发明，算是中国军事制度上的一个创新吧。但偏偏与卫所制度相并行的是兵籍制，即一旦当兵，终生为兵，代代为兵，子孙后代永远是兵，不能退伍，不能转业，与民籍、匠籍、商籍、贱籍等共同组成社会。这是朱元璋理想中的社会，但是他没意识到，这是一个僵硬的体制，没有变革，没有活力，只能是理想中的乌托邦。

　　试论这种体制的弊端。比如贱籍，包括优伶、捕快、娼妓等，一旦沦为贱籍，就永远只能是贱籍，不能考科举，不能为官，总之，就永远是二等公民，这无疑是对这群人极大的不公平。再比如匠籍，全部都是手工业者，按职务分配，比如是铁匠，就世世代代为铁匠，是木匠，就世世代代为铁匠，即便后代没有从事这项职业的天赋，甚至对此项职业一窍不通，那也不能转业，这对手工业技术的发展进步和社会是没有太大的益处的。

　　现在该说军籍了。一旦为兵，世代为兵，这不用说，而且这些军籍百姓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拼命杀敌，换取军功，经商、读书、做官根本是不可能的。起初，尚有屯田，士兵尚能有田耕种，待遇也还不错，但随着土地兼并，公田多成为将领私产，士兵沦为战争农奴，生活状况一塌糊涂，这才有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民谚。这样一来，士兵缺乏人身自由，缺乏良好的待遇，缺乏改变命运的希望，久而久之，破罐子破摔便在军队中蔓延开来，混日子的思想成为卫所士兵的主流思想，军队流氓化已成不可阻挡的趋势。

　　日期：2013-03-01 12: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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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打仗的时候，逃跑和保命是第一位的，试想除了保护乡土和老婆孩子，谁又会为了这么个亏待自己的朝廷卖命呢。到了明中期，士兵畏战的局面已经不可逆转，像戚继光平定东南倭患，靠的是自己招募的武装戚家军。为什么，因为朝廷的卫所军，已经到了看到倭寇就跑的地步，哪还能打仗呢。再看后金努尔哈赤侵略辽东的时候，明军往往据城坚守，不敢出战，而野战中，往往稍稍遭遇失败，便全线大溃败，逃往辽西和关内。

　　直到袁崇焕的时候，分给了士兵土地，“以辽人守辽土”，士兵从农奴翻身成了有家有地的小地主或自耕农，为了保家卫土（实则是保护自己的财产），士兵的战斗力才迅速提升，终于诞生了一支强大的关宁铁骑，这也是明末唯一一支能与后金兵同等兵力野战较量的部队。
　　而其余比较强悍的军队，像洪承畴的洪兵、卢象升的天雄兵、孙传庭的秦兵，都是通过招募而来的军队，才能在对农民军的战争中节节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