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传统科学的繁荣，连“教科书”也不得不承认。最著名的就是超级大夫李时珍及其中医药学巨著《本草纲目》了，这是中国传统医学上的一大辉煌。但此外，一般人了解的就很少了，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除了李时珍之外，还有大音乐学家皇室宗亲朱载堉及其《律学新说》，此人在中国似乎无名，但在西方音乐界，可是响当当的人物。还有水利上真正的专家，万历朝的潘继驯及其水利学著作《河防一览》，他治理黄河、淮河、大运河十余年，使得此后几十年黄淮之地无有大的水患，是中国水利科学集大成之人。还有真正的大师徐光及其农学巨著《农政全书》，也是传统农学的集大成之人之作。还有工学科学家宋应星及其著名的工学巨著《天工开物》，此书的名气，甚至盖过《本草》，但我们也应该同样敬佩它的作者。还有地理学家兼旅行家的徐弘祖及其《徐霞客游记》。更有李时珍之后的明朝第二大夫吴有性，此人撰写的《瘟疫论》，竟然发现瘟疫的致病原因是来源于“病菌”，可谓是传统医学的一个历史性的重大发现，对于魔鬼般瘟疫类的传染病，人类将不再害怕。

　　以上只是明朝科学各个领域的顶尖之人，而其他并非十分太著名的就实在太多了，这里仍然不作详述，建议感兴趣者可查阅相关明代科技发展的资料。从上可以看出，明代的传统科学，多是对前代的总结，可谓集大成的时代，但创新似乎很少，除了吴有性在瘟疫上的新发现外，似乎没有新意了。传统科学的繁荣，不免也暗示了传统科学的衰微，其实这也是自然的，不注重逻辑抽象思维和实验，而仅凭经验主义的科学，终究会因其缺陷而陷入发展的停滞，必须得弥补其缺陷，方才能摆脱此尴尬局面。这样的繁荣，只能无奈地说，是传统科学的最后繁荣了。

　　如果仅仅有这些，那么明朝在科学的发展史上并不会太突显，亮点就在于东西方科学的交融。明代中页是西方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时期，并伴随着大航海的开始，西方开始探索世界，此后大量的传教士涌向世界各地，传播天主教基督教，中原大地自然也就成了最受传教士们欢迎和向往的地方了。而传教士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新鲜的宗教教义，还有西方那与中国风格迥然不同的西方科学。
　　日期：2013-03-19 12: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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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方便传播宗教，传教士们不得不与中国的士绅阶层合作，也不得不以西方的科学为媒介，这样一来，西方科学就在中国传播开来了。晚明时期，接受西方科学洗礼的有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熊明遇等大批士绅，更有安庆桐城方氏一族，方大镇、方孔炤、方以智祖孙三代及其族人，均与西洋传教士来往，不仅是传统儒学的承载着，也是西方科学传播中土的取经人，而方以智则集其大成，创作了《物理小识》《数度衍》两部科学著作，其中物理一词正式由此在中国成为一门学科，与数学、农学、医学等并立，足见东西交流的成果。

　　现作简单罗列，晚明时期，中国西学士绅与传教士交流后翻译或创作出来的科学著作。徐光启创作的有《崇祯历书》，传统天文学与西方天文学的融合之巨著，更包涵几何、代数、物理等知识，此外还有翻译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同文指算》；李之藻翻译的《圆容较易》《名理探》；还有传教士独立翻译的著作，如熊三拔的《表度说》，利玛窦的《乾坤体义》，艾儒略的《职外方纪》，汤若望的《主制群征》，更有传教士们合译的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当时的方以智等人已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并赞同“日心说”等观点，并提出“光肥影瘦”的物理学观点，得到了后来西方科学界的一致认同。

　　不仅仅是翻译、创作这一方面，在实用方面也毫不含糊，实用最多的要算军事科学方面，最多的就是西方的火枪、弗朗机、红夷大炮，在传统火器学与西方火器学交融及未交融的情况下，明朝已经诞生了一大批火器方面的专才和图书著作，并且晚明大批正规军皆配备大量的火枪火炮，而崇祯四年孙元化在登州训练的新兵，堪比西方最先进的火器部队，几乎完全实现了军队的火器化与近代化，即将完成中国军事史上的革命，可惜后来胎死腹中。

　　在东西方科学交融的情况下，晚明的部分士绅的对待异域文化的思想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徐光启提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及“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丝毫不见对异域文化的鄙夷，丝毫不见顽固排斥外来文化的保守与落后，与两百多年后那“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相比，是不是显得更加文明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多呢？

　　总之，晚明是传统科学与新兴科学共同繁荣的时代，并且也是中国的科学实现转型并将继续长足发展的一个关口，只要再来五十年，转型已成，化蛹成蝶，中国科学的未来就会一片光明，到时火车也罢汽车也罢，蒸汽机也罢发电机也罢，在东方发明还是在西方发明，可就说不准了，但结果如何呢，你我心知肚明。
　　日期：2013-03-19 12:5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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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思想的发展及启蒙运动的可能】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同样是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西方则有古希腊繁荣发达的文化，中国有孔子老子庄子孟子，古希腊则有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但是到了十五世纪十六世纪，西方有了文艺复兴，以至于其后走向了思想解放的大潮，而中国却依然什么也没有发生呢？

　　那是因为，大多数人只看到了结果而没有看到前奏。
　　战国以前，华夏诸国没有统一的信仰，甚至没有统一的文字，如果非要找出一个的话，怕也只能勉强把“周礼”算上去了。汉朝武帝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成为中国的主流的统一信仰，在六朝隋唐时，儒学与舶来品“佛教”产生交流融合，因而有了佛道儒的三教归一，到宋朝时，终于发展出了儒学上的极品“理学”。
　　理学的先驱，北宋的程颐、程颢，号称“二程”，南宋的朱熹，号称朱子，是中华文化圈内响当当的人物，差点就超越孟子，成为亚圣了。历来民间主流观点对理学都充满了鄙夷充满了偏见，因为理学中最经典的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一句话“存天理，灭人欲”，使得理学成了现代公民眼中的魔鬼学说。但理学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恐怖，在理学诞生的初期阶段，即两宋时期，北方敌对游牧政权威胁中原政权的时段，对于压制人们的无尽的欲望，维持汉人的自我警惕，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理学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第一，他使得人们变成了天理的奴隶，是畏于天而非自己约束自己。第二，理学对人们的要求过高，使得大部分人无法完全遵照理学的要求来约束自己，但又不得不照着做，因而也就造就了大量的伪君子和道貌岸然的道学家。第三，理学多为不知变通之学，初期尚能有些用处，然而一旦过于普及，必然会导致人的思想的固执僵化，会无端顽固排斥新文化，导致新的思想的发展异常艰难，对社会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