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3-22 11:3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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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阁、党社的发展及民主的希望】
　　明朝是一个特殊的朝代，它是一个只有立国初十几年有丞相，其余两百六十多年里，没有丞相的一个朝代。但历史的规律证明了，没有丞相这样辅助皇权的机制存在，这个王朝是很难维持下去的。明代虽然废除了丞相制度，但是却因此诞生了内阁制度。
　　内阁源于皇帝的顾问大学士，开始只是顾问秘书机构，理论上只有议政权，并无决策权，应该不具有丞相制度的特征。但因为明成祖朱棣喜好亲征，因而战时的国事只能交于太子朱高炽及内阁共同处理，加之内阁有三杨这样的强悍人物，因而从内阁正式成立之时起，就带有了一点的中枢权力机制的特点。
　　不管怎样，内阁制度向着宰相制度的靠拢，是一种历史趋势。明代以科举立国，必然产生强大的文官集团，与皇权的冲突在所难免，代表文官集团的内阁，其权力的扩大也是自然。宣宗时，内阁获得票拟权，实际上即拥有了议政权。
　　到此时内阁毕尚在发展，其各方面并非很完善。如果说成祖时是形成期，仁宣时是定格期，那么从英宗到世宗初期，则是完善期了。这段时间，内阁无声无息地发生了的巨变，即内阁争取到了对皇帝旨意的封驳权。所谓封驳权，即内阁如有对皇帝下达的旨意或对奏章的批复不赞同，可以拒发六部执行，退回内廷，让皇帝重新决策。这种现象在世宗嘉靖朝初期表现的尤为激烈，因为“大礼仪之争”，首辅杨廷和多次封驳皇帝的旨意，封驳权就这样成为了内阁的惯例。封驳权的取得，意味着内阁拥有了对皇帝决策的否决权，虽然是非法定的，但却表明内阁已经改变了原本顾问秘书机构的性质，大学士离宰相更近一步了。

　　而杨廷和之后，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申时行等历任首辅，则是内阁制度的鼎盛时期。这段时间，内阁强化了百年来获得的权力，并加以巩固，而且在对于其他朝廷机构的关系上，也加以发展。在张居正之前，内阁名义上与都察院、六部处于同等地位，但因为六部的行政首长时常兼任内阁辅臣，故而内阁由此兼得了行政权。而张居正时，由于实行“考成法”，内阁成为最后的负责人，无疑在实质上已经凌驾于六部、都察院之上，这是明代内阁距离中书省最近的时候。

　　但皇权与文官始终是有冲突的，有明一代有两次皇权与文官的激烈冲突时期，一次是嘉靖朝“大礼仪之争”，一次是万历朝的“国本之争”。前一次是皇帝勉强得胜，但反而内阁的权力因此越发巩固，后一次是文官集团得胜，但因为文官集团的牺牲过大（前赴后继地被罢黜）和内斗（党争），导致内阁走入了动荡衰败期。

　　总的来说，没有党争的话，内阁的权力还是会继续逐渐扩大，而与皇权发生冲突也是难免的。套用那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皇帝毕竟只是一个人，再牛也拗不过一群人。
　　但这看起来似乎与民主毫无关系。
　　日期：2013-03-22 11: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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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内阁与以往的宰相机构大有不同，宰相机构是法定，而内阁却是非法定的。中书省有左右丞相，实行的是首长制，而内阁在正常状态下都有多名大学士，实行的是“委员制”。丞相可以独揽大权，甚至架空皇帝，独坐江山，像王莽、曹操，但内阁则不同，固然首辅可以有最终决定权，但也不得不照顾其余的大学士。因而在内阁内部，就带有模糊的民主性质。

　　隆庆朝有一有趣现象，内阁对是否与蒙古俺答议和意见不一。最终首辅高拱采取实名投票，确定了议和的大计。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与朱棣一开始强化内阁时的防止大学士专权的用意有必然联系。
　　仅仅是内阁，就说有民主的可能，这是天方夜谭。明朝还产生了历朝所没有的特产，党社。
　　日期：2013-03-22 11: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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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朝都有党，唐代有牛党李党，宋代有新党旧党、主战党主和党，明初也有淮西党浙东党，但那只是官僚性质的党争，是官僚集团内部的小的团体，为利益或为政见主张不同而分合斗争，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性质。
　　但晚明的党派却不一样，它已经超越了官僚集团内部，而渗透到了整个社会之中了，典型代表就是东林党的产生。
　　东林党并非是在朝堂中产生的官僚小集团，而是在朝堂之外，由赋闲的读书人形成的议政团体。这个议政团体有着模糊的纲领，逐渐吸引着大批的官绅加入，最终将势力渗透到朝堂之中。在野发展壮大而影响朝政，东林党的这种诞生方式，可谓是中国历史中的头一回。
　　继东林党之后，这种在野议政团体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在大江南北生长，这就是晚明的“社”。社的产生与当今社团的产生是十分相似的，开始是由一些文人相互之间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而组成的团体，以进行学术上的交流，或集体举行一些活动。这只是文化意义上的社团，其产生历史早在唐宋便已有。但晚明时，一是由于朝廷的文人过剩，二是因为市民参政议政的模糊思想的要求，三是因为天启年间魏忠贤把持朝政，东林党这样的大党也遭受败绩，民间的团社纷纷改头换面，以抨击阉党为名，议论朝政。这就超越了原本文史之社，而形成新的议政之社。魏忠贤被打到后，这些社团依然保持其议政之风，成为一个个在野小东林党，势力极不可小视。

　　崇祯二年，除了毛文龙被杀，后金第一次入塞等大事外，江南也发生了一件大事，那便是复社的成立。这年，南北诸社纷纷集聚于苏州府吴江县尹山，有云间几社、浙西闻社、江北南社、江西则社、历亭席社、□阳社、云簪社、吴门羽朋社、吴门匡社、武林读书社、山左朋大社、中州端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黄州质社与江南应社等十几个社团，在太仓著名文人张溥的领导下，组成统一的社，定名为复社。复社的名称，名义上在于复兴古学，实质上不乏匡复社稷、中兴大明之意。这便是复社召开的第一次大会，社员达三千多人，多为南北的青年士绅，像陈子龙、夏允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侯方域、冒辟疆等当时的青年士绅的精英，皆是复社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相比东林党，复社更加具有严密的组织，较为完整和清晰的纲领，而且超越了地域的局限，在全国各地都有分支，这就明显比东林党更近似于现代政党了。当时复社诸多政治主张，更符合中下层平民的利益，也更代表江南市民工商业主的利益，因而具有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复社以东林党后继自居，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毫无顾忌地议论朝政，批评皇帝之事时常发生，由此可以看出，民间的一股权力力量正在崛起。

　　内阁、党社的发展，仅仅只能为民主政治的可能提供基础，但不足以形成民主政治，形成民主政治，关键还要看民主思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