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这一次南下，有两种可能性的进军路线，一种是单路南下，一种是两路南下。两路南下基本上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一路从山东淮扬直指南京，一路从荊襄东下，从上游包抄南京。单路南下有以上两种可能了。
　　如果单路南下，还好对付，如果双路南下，那南京就依然危险。
　　如何才能将这种危险性降到最低呢？只有一种办法，牵制。

　　让湖南的明军牵制荊襄的清军，拖延或者阻挡其沿江东下威胁南京，如果能直接在荊襄击败清军，那就再好不过了。如果清军单路攻荊襄，那么南京无忧，如果单路攻江淮，那么正好利用湖南明军的反攻，吸引清军的注意力，使其分散兵力于湖北荊襄战场。但是，如果清军两路南下呢？
　　所以，还得再找一支能够牵制清军兵力的地盘和军队，这时候，杨铭化的目光放到了南北对峙的第三个关键地带，汉中。
　　现在镇守汉中的，是一位叫做贺珍的将领。贺珍是陕西延安府人氏，生年不详，崇祯年间参军，官至参将，曾在洪承畴、孙传庭麾下效力，跟张献忠、李自成都交过手，但是李自成占领关中后，正驻扎汉中的贺珍就投降了李自成，成了大顺军的一员。李自成兵败撤离陕西，贺珍处于关中清军和四川大西军的夹缝之中，处境危险，所以最终选择投降了清廷。
　　上面只是简介，对杨铭化来说基本上无关紧要。问题的关键在于，贺珍是前明将领，而且拥有一支不小的兵力，如果能策动贺珍反正，让他在陕西捣鼓一番，必然能让清廷分散兵力，也就能缓解荊襄和江淮的压力了。
　　按照计划，杨铭化请示弘光帝之后，便派出一批死士，携带皇帝批准的册封诏书，深入敌占区，前往汉中，招降贺珍，结果究竟会怎样，现在谁也不知道。
　　对于汉中，杨铭化只能做到这一步了，那么回过头来看看湖广吧。

　　日期：2013-04-25 19:3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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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中能不能策反成功，还是未知数，但是湖广的战略计划必须要实施，这是一点也不能含糊的。无论清军一路来还是两路来，湖南的明军都必须要实施收复湖北的计划。但问题是，怎么收复？
　　湖北的精锐兵力是原本的大军阀左良玉部，左良玉一死，所部十来万大军全都被他的不孝儿子左梦庚带着投降清廷了。投降了之后，一部分被带往北京，一部分分散到各地镇守，最后一部分两万余人被金声桓带到江西为清廷开疆拓土去了，湖广哪里还有兵呢？

　　说来，确实是有的。湖广巡抚何腾蛟从九江逃回湖广后，在长沙设置行署，重新整顿了湖南的局势，还练出来了一支不小的军队，为何腾蛟的督标亲军，这些事情都经过驿站汇报到了杭州，杨铭化是知道的。为此弘光皇帝还表扬了何腾蛟，并擢升他为湖广总督。上头有个督师，下面还设总督，杨铭化对此颇感无语。但问题是，杨铭化不相信凭借何腾蛟组建的这支督标能在湖广能与清军周旋多久，所以他想到了另外一支队伍，就是四个月前流落到湖广的大顺军余部。

　　杨铭化给湖广方面做出了指示，尽可能招降大顺军余部，化敌为友，共同对抗清军。恰好与此同时，升任湖广巡抚的堵胤锡在八月份已经同大顺军余部结成了联盟，并上疏为大顺军诸将请封爵位，加以笼络，奏疏正好在杨铭化提出招降大顺军这个主张的十月份送到了江浙。于是乎，这个主张连同那封奏疏，引来了朝廷的轩然大波，由此引发了弘光朝廷关于“要不要联寇逐虏”的一场大辩论。

　　弘光朝险些亡于联虏平寇的政策，皇帝抵达杭州后，君臣就确立了一致抗虏的国策。很明显，不抗虏，就只能亡国了。但是怎么个抗法，还没有讨论过，杨铭化重提“联寇逐虏”的主张，朝野反对声不断。朝中的几个大佬也表示异议，黄道周、蒋德璟，包括杨铭化的在朝的盟友、当朝首辅路振飞，都提出了异议。他们尤其对请爵一事十分反对，认为“李贼破北京，罪不在赦，其党安得封拜”。

　　然而杨铭化坚持自己的主张，一些底层官员也支持杨铭化。比如给事中张家玉、顾之俊、御史钱邦芑上疏，认为堵胤锡此举实乃“用心良善”、“出空爵一日收三十万兵”、“免湖南百万生灵涂炭”。此后，兵部侍郎陈子龙、户部侍郎章正宸等人又对黄道周、路振飞等人展开劝说，勉强使其同意封爵。最终，弘光皇帝下定决心，拍板“一致抗虏”政策的最后通过，并同意给顺军将领封爵。
　　当然，因为“联寇逐虏”的“寇”比较难听，毕竟都和人家化敌为友了嘛，还动辄叫人家贼、土匪，那不是太没诚意了嘛，所以最后联寇逐虏的说法也变成了联顺逐虏。这只是形式，重要的还要看究竟实行的怎么样。到底实行的怎么样，那还得看战场上的检验。
　　说完汉中湖广，该轮到杨铭化自己所处的江淮前线了。

　　日期：2013-04-25 22: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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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江淮前线现在面临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江淮防线的战略布置。不管清军几路来，清廷的最终目标都是南京，要想保住南京，北则必须守两淮，西则必须守安庆。而现在，两淮和安庆都还没到明军的手里，所以，战争还得继续。十月，杨铭化以赵应元率军攻安庆，赵允诚率军攻滁州，方国安率军攻扬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三城相继收复，南京西面、北面的门户都回到了明军手中。

　　所以这个问题，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了。
　　第二个问题是江浙地区战后重建的问题。要重建，就要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经济，但是现在江浙战后的社会秩序和经济都有棘手的问题。
　　说社会秩序。在战前，也就是南京还没有被清军攻占之前，江浙一带是处于乡绅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下，乡绅一般也兼当地的大地主。在江浙，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高，土地兼并也十分厉害，据估计，到晚明时期，江浙一带自耕农的比例已经非常小了，大部分都是佃农或者仆农。
　　清军占领南京后，招降江南各地，除了受信念影响而选择抗清的少量士绅以外，大多数士绅选择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归顺新政府，清廷为了收揽人心，也保护士绅的既得利益。但这却得罪了庞大的佃农和仆农阶层，原本寄希望于新政府能给佃农和仆农的生活带来变化，然这个希望被浇灭之后，民怨由此而生。民怨的积压随着清廷的民族压迫政策——剃发易服造成的社会恐慌而爆发，引起了烈火燎原般的抗清起义。实际上，抗清起义既是民族矛盾的爆发也是阶层矛盾的爆发，义军的主体往往由中下层民众组成，除了对抗官兵以外，还裹挟乡绅，如果乡绅舍家纾难，则绅农之间可以相安无事，否则很多义军便捣毁主家的宅院，抢夺物资、田契等，俨然成了盗匪。

　　但是乡绅仍然是控制着乡村的社会网的，而且也不可能是全部农民都做义军，所以乡绅对抗清还是降清的态度，还是能决定着江南的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