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空降兵內部搞大比武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话，那么，从基层单位的选拔开始，每个人都在这条路上走过来了。刘真他们也不例外。当然，进入最后决赛的人，在这条路上走的时间要长一点，走的距离要远一点。那又为什么不把参加决赛阶段比赛的人都当作革命对象，而偏偏找我一个人呢？更何况，我並不是指挥别人走这条路的当权派，也不是领着别人走这条路的带头人。
　　原因恐怕不在这里。
　　这背后会不会有个人的私利和欲望在驱动呢？要是有了利益的竞争或者欲望的驱动，有些人就会丧失理智、就会脱掉“道德先生”和“谦谦君子”的面具，变成同室操戈、兄弟相残的魔鬼！
　　如果真是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朝夕相处的，同生死、共患难的亲密战友，在一夜之间就会变得冰炭不能同炉、水火不能相容了。

　　刘真他们完全明白，我本来应该是，与他们同一批被选送到军事院校去深造的战友、同学。我只是“工作需要”而需要走得迟一点而已。他们抓住了军事院校可以与地方院校一样“闹革命”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把我看作了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把我当成了他们的革命对象。
　　我真不明白：人与魔鬼之间，有时怎么就离得那么近呢！
日期：2012-08-14 19:42:51

　　全国第一张大字报是北京大学聂元梓一伙人贴出来的，矛头直指当时的国家主席。这张大字报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
　　同样是大学生，“来头”一定也不小，我决不能等闲视之。
　　平时，我是不大善于隐瞒自己的观点的，喜欢开诚布公。这一次，我得小心才好。他们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都能像风卷残云那样毫不费力，对我这个无名小卒，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杀鸡焉用牛刀？”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还是“忍”着点好。
　　刘真是山东烟台来的，工人出身；吕成和常优都来自河南南阳，几代都是雇农，他们都属于最革命的阶级。我读过十二年书，在他们眼里，我可以算是一个沾点小资产阶级气的小知识分子，平时喜欢背背古诗词，封建残余比较浓。
　　刘真原来与我床铺挨着床铺，关系相当亲密；我与吕成、常优也经常交往、谈心。三、四年下来了，彼此十分熟悉，也相处得很好，并且都是属于“比较优秀”这个层次的。
　　看来，文化大革命的威力确实无比强大。一次批判会，就像一把利剑一样，把我与他们之间的战友情谊，统统都斩断了。从此以后，尽管我没有失去自由，可我与战友之间，仿佛隔了一座山，好象多了一面墙。
　　接下来，只要是开批判会，我总会表态：要与资产阶级反动军事路线划清界线，早日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至于联系实际么，我孤言寡语，生怕祸从口出。他们总是说我的态度不好，说我是在软对抗，更不让我“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他们要求我每天在毛主席像前低头认罪，直到脚跟回到毛主席的军事路线为止。
　　我怨愁绞心、彻夜难眠。困极了，也只是迷迷糊糊、噩梦丛生。
　　夜深人静，回首往事，不免“悲”上心来。

　　我想得最多的是我的父亲。印象最深的，是十五岁那年的暑假：盛夏的一天，父亲从桃园里摘下许多许多桃子，个头又大、色泽又好。父亲说：一定要送到城里去，才能卖出好价钱。那么多的桃子，装了满满的三十笼。父亲看着桃子，摇了摇头。他无可奈何地告诉我，他老了，挑不动那么多了。要我跟他一起进城。
　　我信心满满、欣然答应。
　　三十笼桃子，分成两担。父亲提议：他挑二十笼，我挑十笼。那一年，我已经跟父亲一样高大了。只挑他的一半，当时已觉得不好意思。才知走着走着，刚一半路程，我就左摇右摆，力不从心了。父亲见了，叫我停下来。
　　“脚底板不实，减去二笼吧。”说完，从我担上取下二笼，加到他自己的担子上去了。又走了剩下的一半路左右，我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父亲见了，又催我停下来。
　　“腰杆子不硬，再减去二笼吧。”说着，又从我担上取下二笼，加到他自己那里。
　　到达目的地时，三十笼桃子，竟有二十六笼在父亲的肩上！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父亲老了，父亲一辈子没有挑过今天这么多的重量。我长大了，只知道对不起父亲，却没有能力实实在在地为父亲分挑担子。

　　两年前，就在我绞尽脑汁，千方百计要去完成那桩“特殊任务”时，父亲因病不治，永远地走了。作为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陪过一夜、没有为他端过一次水、没有给他喂过一次药，连看上一眼都没有机会。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一名空降兵战士！因为国家利益重于泰山！
　　尽管我欠父亲的实在太多了，尽管这种亏欠再也没有机会补偿了，但我只是觉得心痛，却从来没有埋怨过。
　　现在，满腹委屈，无处倾诉。我真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家乡去，跪倒在父亲坟前，痛哭一场！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