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抬头看着墙上一幅列维坦的《弗拉基米尔之路》，是一幅从画册上剪下来的印刷品。一航也把目光放在那幅画上，在那里，他们找到了共同点，不再继续文学理论之争。一航说：“我喜欢这幅画，阴霾的天空，低沉的云朵，苍茫的原野，漫长而坎坷的道路，它的尽头连着寒冷的西伯利亚，几个世纪以来，多少有罪无罪的人被流放这里，甚至死于这条路上。这幅画有一种厚重感和苍凉感，这也是文学应该努力达到的境界。小说家应该冷酷，冷酷是人生的本质。我想在《第三者》中以冷静的笔调表现这种苍凉感。”

　　“说来听听。”零度把杯子举起来，示意先喝一口。一航喝了一杯说：“我想写一个乡下进城的女人，努力要在城市立足，但是，她留下的来唯一办法却是做第三者。我要写她作为个人的插足他人家庭的第三者，以及作为共性的，所有进城寻梦的城市的第三者。在结尾，饱受伤害的女主人公不得不回到乡下，但她发现，那个乡下已不是当年那个乡下了，她再也回不去了。而就在她回家的那一天，她那辍学的儿子正满怀信心地踏上进城之路，生活就是一个圆。”

　　“有寓言性质卡夫卡告诉我们小说的最高境界是寓言。”零度有始有点兴奋了，他说：“我正在写一部题为《缱绻与绝决》的长篇，由五个独立成篇又彼此相连的中篇组成，通过五个人物的自述展开，我想表现城市化进程中人性的物化表达主人公与时代悲剧式的对抗。”
　　一航沉默着，目光定在墙上另一幅画上，是一幅埃舍尔的临摹之作：在一个画廊里，一个男子正在欣赏一幅城市风景画，而画的内容正是那个画廊里的男子以及他所欣赏的城市风景画。这是一个悖论，是一个无限延伸的反复，就像在两面平行对立的镜子中所见的影像。一航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说：“我正在构思另一部小说，《真相》，车祸案引发的一系列起伏跌宕的故事，灵感来自于一则报道，开头我已经想好了：‘苦根成为埋在一航身边的一颗丨炸丨弹，是在他死了以后。’我想先写这部小说。因为我发现你的构思与《第三者》有共同之处，总要留下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才能被残酷的历史记住。”

　　“挺有味道的一个开头让人期待。是准备写一部侦探小说吗？希区柯克努力寻找第三种可能罗伯－罗里耶则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你呢你打算通过作品说明什么？”零度盯着一航的眼睛。一航赶紧把目光挪开了，淡淡地说：“我只崇拜伟大的作品，不崇拜任何人，而一切优秀的作品都将成为我写作的营养。这部小说与《橡皮》《暗店街》有不谋而合之处，包含侦探小说的元素，但决不是侦探小说。小说不在于故事，而在于作者所设的那个点的高度。古希腊的悲剧作品，有一个核心，就是命运感，不管是普罗米修斯还是俄狄浦斯王，都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小说要有一种穿越人类的感觉，要站在一个高处俯看人类，对人类有一种悲悯情怀，而不停留于揭露与猎奇的层面。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理想，我还达不到，我只能告诉你，小说是我与世界对话的方式，至于其它，等把所有的生活积累和冥想都结晶为文字时，一切就都清楚了。”说完自斟自饮了一杯。

　　电话来了。
　　一航精神振奋起来，脸上迅速开出了一朵花，他离席到卧室里接电话，零度只隐约听到一句：“我也想见你。”
　　日期：2011-08-16　23:13:24
　　3
　　这是一个法律的时代，而不是道德的时代。有些人为了钱，才不管你道德不道德呢，你把他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等你一转背，他就笑咪咪地跑开了。一航遇到了这样一个人。而他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电话里，那个人的声音是故意压着的，像公鸭嗓子。公鸭说：“我寄给你的照片你收到了吧？”一航的血都冲到脑门上了，最近一个月以来，他一直等待的事情，猝不及防地到来了，他拿着手机，全身颤抖。公鸭说：“你听着，我需要一万块钱，你把它用黑色垃圾袋包好，明天下午三点，在思念茶楼见面，我把那些照片都还给你。记住，不准报警，否则，嘿嘿嘿……”嘶哑的笑声像带缺口的刀一样，一下一下地扎进一航的心窝。

　　一航的第一反应是报警。但是，这样一来，他也就自投罗网。自己无所谓，雪萤怎么办？她会怎么想？她将多么失望啊，自己一心爱着的人，竟然是害死自己哥哥的仇人。不能报警。尽管一航恨不得想杀了那个人，像金大侠笔下的人物那样快意恩仇，但他的行动只限于内心活动，别说杀人了，就算是拾到一百元钱没交给丨警丨察叔叔，他也会不安好几天。所以，恨到最后，恨到不能恨了，他便从床下一双长霉的长筒统靴里掏出一个塑料袋，就像圣诞老人从口袋里掏礼物，抖抖擞擞地把一摞钞票倾在床上。一航不太相信银行，以前母亲存了点钱，听说农村信用社利息高，全部存了进去，结果非但利息没拿到手，本也打倒了，信用社都没有信用了，何况银行？觉得钱还是自己拿在手上放心。

　　靴子是上次母亲来成都时给他买的。母亲说，天下雨，怕把他的皮鞋和裤子弄脏，便找了好几个地方，才给他买了这双统靴。一航看到统靴大笑不止，说：“妈，这不是乡下，用不着这东西。”母亲说：“下雨天穿上它，安全，又不会弄脏裤子，再说了，统靴便宜，万一穿皮鞋进了水坏了怎么办？一百多块钱一双，多可惜呀。”一航发现，两三年时间，自己和母亲之间突然已经树起了一堵墙。有一次，他发现母亲把他扔进垃圾桶的牛奶盒拣起来，用围裙擦了擦，把里面残余的牛奶一滴一滴地滴进碗里，然后把牛奶盒收进一个蛇皮口袋。口袋是去年十月母亲从老家装鸭子时一并带来的。

　　那一天早上，一航骑着摩托车到了北门火车站，可是，左等右等不见母亲出来。打手机又不接。他着急得不行，难道母亲出了什么意外？他在出站口左右拉徘徊。手机已经打得发烫了，母亲还是没有接。下一班从北京到成都的火车到站了，人群从出站口拥了出来，一航绝望地准备往回去。这时，一个头缠印有双喜毛巾的妇人，背着一个沉重的背筐，扛着一个蛇皮口袋，手里拿着一个空塑料瓶，像一只浮在水面上的乒乓球，被人群推挤着踉跄而来。

　　“妈！”所有准备好的热情和笑脸都跑掉了，一航冲过去，冲母亲说：“你怎么才到呀，我担心死了。”母亲穿着一双凉鞋，拇指在鞋里不安地伸缩着，发出吧叽吧叽的声音。如果是在乡下，与母亲的亲热之举，将被视为孝顺，视为不忘本，但是，在花花世界的成都，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航突然感到有种颜面尽失之感，脸火辣辣地烧起来。母亲伸长脖子四处张望，终于看到了一航，她笑呵呵地说：“你让我下车等你，我下了车，一直蹲在下车那个地方不敢走，人都走光了，还是不见你来，我又找不到路。这趟火车到了，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出来了，原来你在这里等我呀。”

　　一航摇摇头：“打你手机你怎么不接呀？！”母亲下意识地摸了摸裤兜里的手机，说：“天下雨，我怕被水淋湿了，就用塑料袋包了两层，可能没听到——你不是说火车上有小偷吗？我把手机放到最里面的包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