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有宋一朝，“与士大夫共天下”，对士大夫的待遇十分优厚。宋代士大夫政治地位高。开国之初，宋太祖就提出“宰相须用读书人”，并在太庙立下誓碑，“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宋太祖立下的“祖宗家法”，成为宋朝立国的基本路线，开国一百多年，没有诛杀过大臣。大臣言事不合，甚至对皇帝的旨意有所拂逆，也不加以贬谪，“未尝深罪言者”。因而臣子敢于直言上谏，甚至还会与皇帝据理力争，“一事过举，议论蜂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争之”。士大夫与天子面争是非曲直，自觉把天下安危，当成自己的职责。

　　“待士大夫有礼，莫如本朝”。宋朝对士大夫礼遇有加，政治地位的空前提高，使得士大夫上到国家社稷的安危，下到生民百姓的利病，无不抱有舍我其谁的主人翁意识。士大夫阶层的崛起，这些有文化有思想的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到帝国管理的队伍中，参与国家政治社会的发展和建设，以建功立业、经世济时为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这些有理想有抱负的士大夫，逐渐成为帝国的中流砥柱，展现出其独特的精神面貌。这其间出现了不少优秀的，足以彪柄历史的代表人物，他们既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也有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

　　宋代士大夫是封建历史上，最有风骨气节的一代知识分子。诚如历史学家吕思勉所说：“（宋）士大夫的气节，确实是远胜于前代”。宋代士大夫追求“有名节，则不枉道以求进”，即使是出仕为官，也以名誉气节为重，不会为了仕途升迁，就偏曲了心中之道。当时士大夫对荣辱得失，相对看得比较淡漠，“刑赏为一时之荣辱，而其权在时君；而名义是万世之荣辱，而其权在清议”。这种把世人名节的评价，视作高过爵禄，甚至是超越生命的价值标准，构建起了宋代士大夫名节的风格面貌。

　　日期：2013-05-21 20: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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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唐以后，随着科举制度兴起，国子监这个中央官学，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逐渐成为向帝国输送科举人才，协助国家科举考试的重要机构。国子监不但承担对后备人才的培育，还承担国家教育的管理，知识分子思想、道德操守的规范。
　　隋唐时期的国子监，都是独立的教育行政机构。监内设祭酒、丞、主簿等行政长官，还有博士、助教等学科的教官，负责学生在国子监的学习。国子监的学生，隋唐时期皆为贵族子弟，隋朝的学额为140人，唐初为300人。隋唐的国子监下设六学，其中的国子学与太学，是专门研习儒家经典的经学学校。
　　宋朝沿袭唐制，国子监分设西京国子监、东京国子监，并增辖武学，有祭酒、司业、丞、主簿等行政长官，博士、学正、学录等学官。宋朝国子监还设有书库，同时刻印经史书籍，以供朝廷的赏赐、索取以及本监内部的需要。
　　宋初国子监的学生名额很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范仲淹庆历兴学，在东京锡钦院兴办太学，扩大了学校的教育规模，并将招生的范围，扩大到八品以下的官员子弟，继而推广到平民子弟。宋仁宗庆历时，国子监招收的学生为300人，到宋神宗时，扩建太学，推行三舍法，学生的名额增加到了2400人。
　　庆历兴学以后，随着太学的兴起，国子监的教学职能逐渐被太学所取代，成为了“掌国子、太学、武学、律学、小学之政令”的教育行政机构。其中的太学，承载起了国学教学的职能，成为了为帝国培养科举人才的重要官学。
　　宋朝太学的教育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学，兼及文史、治事。“《春秋》兼《三传》、《礼记》兼《周礼》、《仪礼》，并为大经，各限二年讲毕。《毛诗》 为中经，限一年半。《周易》、《尚书》为小经，限一年。三人掌教授诸生，以诗赋、文论、经史之大义及时务策……仍兼习《孝经》、《论语》，听读罢，则课习文史……”从苏颂的奏文中，可以看出太学教学最为重视的是“九经”，学习的时间也相对比较长。

　　宋朝的进士科，《宋史 选举志》对它的考试内容有详细的记载：“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凡《九经》，帖书一百二十帖，对墨义六十条。凡《五经》，帖书八十帖，对墨义五十条。凡《三礼》，对墨义九十条。凡《三传》，一百一十条，凡《开元礼》，凡《三史》，各对三百条。凡学究，《毛诗》对墨义五十条，《论语》十条，《尔雅》、《孝经》共十条，《周易》、《尚书》各二十五条。凡明法，对律令四十条，兼经并同《毛诗》之制。各间经引试，通六为合格”，同样需要对儒家经学熟读和理解。

　　可以说，无论是科举还是国子监、太学，儒家经学和思想，已经成为了宋代士大夫的旗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他们读书、为官的最高准则。崇宁三年，徽宗将书画科夹带进国子监，对于他们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乃至是群体利益，都不言而喻，是一种极大的挑战。
　　日期：2013-05-22 17:5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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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正客观地讲，徽宗倡导的“崇宁画学”，也并非是一无是处。对于提高书画艺术水平，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提高个人的艺术修养，无疑是大有脾益。况且，它对国家的具体事务，也曾作出过不小的贡献。
　　宣和元年（1119年），朝廷通过“海上之盟”，与金人定下了夹攻辽国收复燕京的宏图大计。时陈尧臣为国子监的画学正，有人推荐他“善丹青，精人伦”，于是朝廷派他为使臣出使辽国。陈尧臣挟带画学的学生二名，一同前往辽国，将辽国的山川形势地理险易，一一编绘成图。为宋军展开军事行动，提前获取了具体形象的第一手宝贵资料，可谓是为国家立下了一功。

　　但是，不管“崇宁画学”有多少优点，对于宋代士大夫们来说，这种文人墨客用来休闲娱乐的奇伎淫巧，和成王成圣的儒家学说，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同日而语？两者之间的差距，自然不可以道里计。在宋代士大夫们看来，书画这样的雕虫小技，只是胥吏们用来谋生糊口的手艺而已，怎么可以成为入仕为官的资本？
　　自宋朝以后，帝国的官僚队伍，已经分化为两个阶级。一类是官，一般为科举出身，是由朝廷任命的真正的“朝廷命官”；一类是吏，大都是基层的办事人员，是由长官任用不入流的“工作人员”。“官”的强项是儒家经典，经史辞章，一般都有政治理想和执政理念；“吏”的强项是技术专长，财税司法管理，贯彻执行官家的各项政策。“官”的学问虽好，但他们的执政能力，却要通过“吏”这样的专门人才，才能得以具体的体现。

　　“吏则土著世守”。吏一般是土生土长，熟悉当地的风俗人情，由世袭而来。官基本上是朝廷任命，几乎都是空降直达。这是一块牌子，两套班子，共同运行的一个官僚系统。然而，官员胥吏，两者之间的身份地位，却是有着天壤之别，“一为胥吏而卑贱，一为士大夫而尊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