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一朝，书画人才的社会政治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如进士科，下题取士”，徽宗开创历史先河地，设立了以画取仕的创举。书画人才可以入仕为官，“许服绯紫官服”，可以穿绯色（四品）和紫色（五品）的官服，还能腰中佩带鱼袋（一种代表身分等级的鱼形佩饰），“本朝旧制，凡以艺进者，虽服绯紫，不得佩鱼。政、宣间独许书画院出职人佩鱼，此异数也”。
　　对于服绯紫，腰佩鱼袋，现代人因为社会环境的不同，也许会觉得比较陌生。其实它和现在部队的军阶，肩章杠星的分别一样，是在封建等级社会中，用以分别身份地位的重要标志。封建社会强调以礼治国，社会各个阶层等级森严，不容许僭越。象征着身份等级地位的服装色彩和冠带佩饰，不论你有多少金钱财富，也不可以违制僭越。因而身服绯紫、腰佩鱼袋不但是一种政治荣誉，也是功成名就，可以骄傲世人的一大资本。

　　宫廷对书画人才的任用，最早可以上溯到夏商时期。当时经济文化的发展，阶级统治的出现，宫廷内部逐渐有了需要为宫廷服务的绘画创作。汉朝时，开始设置与绘画相关的宫廷机构，有少府、画室、画工和署长，称画家为黄门画者、尚方画工。唐代初期，朝廷开始设立翰林院，将御用画家授以翰林待诏、翰林供奉等职，作为内廷供奉艺能杂居的场所。

　　唐末战乱，中原画家纷纷避乱入蜀，后蜀孟昶于明德二年（935年），始创“翰林图画院”，设官分职，于院中设待诏、祗候等职，广为招募画手，成为中国绘画史上正式的宫廷画院。同时期的南唐中主李璟，也采取西蜀的办法，在宫廷中设立翰林图画院，设有翰林待诏、翰林供奉、翰林司艺、内供奉、画院学士等职官，当时在画院任职的画家，先后有上百人。宫廷画院的建立，为画学的产生储备了绘画人才，画院不但集中，而且也培养了一批绘画名家，其成就风格直接影响到了北宋。

　　日期：2013-05-24 18: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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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初期，画院制度基本沿袭五代的传统而来，宫廷画院隶属翰林院，仍以翰林图画院为名。画院的画家，基本上都来自五代西蜀和南唐画院，也有少部分应募或受征召而来的画家。画院在机构建制方面，把画家的等级，分为待诏、艺学、祗候、画学生四个职别。最初的在职人数，并没有明确的定员。仁宗时以待诏三人、艺学六人、祗候四人、画学生四十人为额。真宗咸平以后，画院编制的名额，基本已经确定，制度变得规范，画院的隶属，也由宋初的翰林司兼领改由专门的内侍官充当。

　　北宋前期宫廷画家的职责，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寻访和鉴藏前代的书画名迹；二是从事于专供帝王皇室玩赏的卷轴和屏风之类的绘画，以及壁画、建筑装饰等绘画的创作；三是出于政治目的，由皇家或政府组织的绘画创作和复制活动。

　　神宗熙宁时期，翰林图画院以艺业的高低，将画家进行编类分级，以此作为晋升的依据。元丰五年（1082年），翰林图画院复隶属翰林院，改称为“翰林图画局”，在机构的设置上，也进行了改革。翰林院设勾当官一人，由内侍的太监兼任，下辖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四局。图画局掌管宫中的绘事供奉等事务，设有待诏、艺学、祗候、学生等职。
　　翰林图画院的发展，至徽宗一朝，达到了鼎盛时期。翰林图画院不仅规模宏大，名家众多，同时在建制上也更加合理。画院画家的待遇，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根据画史记载，唐代的宫廷画家，其地位是极其低微的。画家们虽有“翰林待诏”、“翰林供奉”、“内供奉”的职称，但这些“常在内廷”的画家，在宫廷中是被当作“伎术官”看待的，基本上和那些工匠没多大区别。《历代名画记》卷九记载，阎立本善丹青，皇帝常召他作画，身为朝廷高官的他为此感到说不出的羞愤，说：“吾少好读书属词，今独以丹青见知，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

　　能够得到皇帝的亲睐，常常侍立左右为他服务，这在许多人看来，本是让大家觉得极其羡慕的荣耀。可阎立本却认为自己满腹才华，只有书画受到重视，操持这种“厮役之务”，对他是一种莫大的羞辱。可见当时画家地位的卑微。
　　五代时期，宫廷画院的设立，画家在物质生活上，得到了相应的保障，地位也较前代有较大的提高。但画院画家的官职，与其他部门相比，待遇仍然是比较差的。总体上，帝王们将宫廷画院，和其它服役机构是一样看待的。
　　北宋时期，翰林图画院的画家，已初步与艺工区分开来。画家的待遇，不同于一般的工匠，但与士大夫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在服饰和升迁上也有一定的限制。画院的画家，虽然可以穿绯色紫色的官服，但是不能腰中佩带鱼袋；一般的士大夫可以去作地方官，但是画院画家就没有这样的资格。徽宗时期，“独许书画院出职人佩鱼”，“不以众工待也”，不断地提高画家的待遇。画院画家不但可以服绯紫腰佩鱼，在其他方面，也有不同的体现。

　　日期：2013-05-24 20: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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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画院的制度，画家有别于一般的绘画工匠。绘画的工匠，比如彩画建筑装饰画的工匠和一般的壁画工匠，属于“八作司”，他们的工钱叫做“食钱”；而画院画家的工钱，则称之为“俸值”。对此，《画继》的记载是：“他局工匠，日支钱谓之食钱，惟两局则谓之俸直，勘旁支给，不以众工待也”。单是对报酬的名称，都要和他局工匠加以区别对待，显然是在有意识地提高画院画家的地位。

　　各局进入宫廷待诏立班，宫中对此的安排是，“诸待诏每立班，则书院为首，画院次之，如琴院、棋、玉、百工皆在下”。书院画院的待遇，显著地在其他各个部门之上。并且徽宗喜好书画，宫中常留他们“拱侍殿中”，睿思殿命书画院能操持书画的待诏一人，每日留宿宫中值班，以备随时接受宣召。而其他的各局，都没有这样的安排，显然又是制度上的一种特殊待遇。
　　就算是画院的学生犯上错误，也只要罚点钱便可了事，其他的人，显然就没有这么幸运。“画院听诸生习学，凡系籍者，每有过犯，止许罚直；其罪重者，亦听奏裁”。其中的罪责重大者，还听奏皇上的亲裁，这个级别，恐怕是只有朝中的柱臣，才会有这样的资格。
　　徽宗设立“崇宁画学”，在国子监增设书画科，据邓椿《画继》的记载，其直接的起因，是因为应诏绘制五岳观的画家多不称旨：“始建五岳观，大集天下名手，应诏者数百人，咸使图之，多不称旨。自此之后，益兴画学，教育众工”。
　　因为五岳观应诏的画家，多不能称己心意，徽宗便有了兴画学，培养绘画人才的想法。邓椿的这一说法，虽然没有更多的史料可以佐证，但是考虑到邓椿的祖父邓洵武曾经拜少保、官至知枢密院，与徽宗有着过密的交往，在徽宗绍述新政、任用蔡京为相等重大决策上，都曾有过不小的影响，因而这样的说法，似乎不象是空穴来风。另外，因为徽宗酷爱书画，有意推动书画艺术的发展，逻辑上似乎也理顺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