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学生的培养中，画学十分重视古人的“格法”，要求学生从古人的书画中学习经验，吸取精华。对于格法，宣和画院的画家韩若拙有较深的体会：“凡学者宜先执一家之体法；学之成就方可变为己格”，他在《山水纯全集》中阐释说：“人之无学，谓之无格；无格者，谓之无前人之格法也”。除了传统格法，画学还严格要求“形似”，倡导学生体察物态于细微精准，对动植物的习性、动止形态细致加以观察，力求绘画符合自然法则。这里最为典型的，当若韩若拙。据说韩若拙善作翎毛，每作一禽，自嘴至尾、足皆有名，且毛羽有数，又生动传神，政宣之时被推为两京绝笔。宋人绘画中，形神兼备、逼真生动的佳作比比皆是，应该和画学的推动不无关系。

　　除了入学时需要通过考试，画学平时对学生的考评，也常常采用考试的方法。考试除诗文论策外，出题作画的题目，多摘取古人的诗句为之。这方面，画史界流传下来不少颇有趣味的故事。
　　日期：2013-05-26 20:2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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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不少画者大都画岸边停着一只船，船舷上立一只鹭鸶，或者是乌鸦停落在船篷上，以此来衬托出船上无人，野水岸边的僻静。取得这次画考第一的画者，却是别出心裁，野渡无人反而画人，画上船夫在船尾卧睡，横置一根笛子。这样的描写，使人觉得野水无人，并非是没有行人，而是十分的稀少。终日的等待使人不免倦怠，藉着船夫的寂寞无聊，从而更加衬托出环境的荒僻寂寥。显然，这位作者在自然景物的描写中，善于利用人物的烘托，来加强画作的感染力。

　　“嫩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为了描绘春天的动人春色，许多画者竭力描绘春天的花卉，以妆点春色。有一人却画远处绿荫掩映的楼亭，一个红衣美女凭栏而立。画中用红妆一点，渲染出诗句描绘的色彩，用人点题，将色彩和人的感情揉合在了一起，更加接近诗中丰富的含意。

　　“乱山藏古寺”。诗句的重点是藏，古寺藏在深山中间，所以画面上不能够显露出来。魁首者的画作，是在画中满幅的荒山，上出幡竿以显藏意。其它的画者，有在乱山中露出塔尖，或者寺院屋脊的鸱吻，并且还有见殿堂者，显然是破了诗中的藏意。
　　“竹锁桥边卖酒家”。这一句有竹、桥、酒家三个要点，许多画者不知道怎样来形容，于是纷纷在酒家上着墨费工夫。惟一的善画（明朝唐志契认为是李唐），是在桥头竹林外，挂着一幅酒帘，上书“酒”字而已，以示酒家在竹林里面。
　　“午阴多处听潺”。众多的画者都是从字面上理解，作清流激湍，听者坐其一侧。最后一名的交卷者，画的是藤蔓交错，树影正中，有一人坐在崩崖乱石中间。徽宗览卷之后，点评此画才是真正的听潺者。
　　“踏花归去马蹄香”。这对画家又是一个考验，因为香味是绘画无法用颜色描画出来的。为表达踏花归来，马蹄留有余香，有一画者十分巧妙地，画上数只蝴蝶围绕马蹄上下纷飞，从而一举夺魁。
　　又如“蝴蝶梦中家万里”，画者用苏武牧羊假寐，以见家山万里来破题，同样也取得了喝彩。
　　日期：2013-05-27 17:4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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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考试的学生，可以依此得到升迁。画学隶属于国子监，它的管理和太学一样，推行的是三舍法，“始入学为外舍，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太学三舍试补、升降及推恩制度，同样也被应用在画学的管理中。学生根据成绩考核，逐级进行升迁，成绩优异者甚至可以不经过科举，直接就能够做官。舍试之后上舍生又分三等，上等的命官，中等的可免礼部试，下等的可免解试。
　　对于画学的教育，徽宗“万几余暇”，在繁忙的政事之余，仍对它十分关心。不但每月的旬日，拿出御府图轴供学生临摹，并且“时时临幸”，亲自对学生进行指导。画学生的习作少不如意，便指点他们怎样着色用墨，或者重新加以构思。
　　龙德宫落成，徽宗命绘画宫中的屏壁，受命的画家，“皆极一时之选”。但徽宗只对殿前柱廊上的月季花十分欣赏，问画者是谁，回答是画学新进的少年。徽宗十分高兴，“上喜赐绯，褒锡甚宠”。众人大惑不解，请内侍询问原因，徽宗说：能画好月季者非常少，因为一年四季、早晚之间，月季的花、蕊、叶都会相应地发生变化。这个画者画的，正是春天正午时的月季，毫发无差，故而对他厚赏。

　　宣和殿前荔枝结实，孔雀偶在其下，徽宗急召大家写生绘画。众多画者各展所长，“华彩烂然”，但所画的孔雀升高登藤墩，都是先举右脚，徽宗看后全不满意，说：“未也”。面对徽宗的否决，大家都感到愕然，事过几天，还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徽宗“再呼问之”，大家依然不知所对。于是徽宗降旨：“孔雀升高，必先举左”。面对徽宗这么精准细微的观察，对动物习性的了如指掌，大家不由得彻底折服。徽宗这种别致生动的绘画课，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画学对学生专业和文化多方面的培养，使得北宋末年的画坛，出现了许多绘画技法娴熟，文化素养深厚，“诗画相通”，“韵高简古”的优秀画家。通过画学成长起来的画家，如：张希颜、费道宁、戴琬、王道亨、韩若拙、赵宣、富燮、刘益、黄宗道、田逸民、赵廉、和成忠、马贲、孟应之、宣亨、卢章、张戬、刘坚、李希成等人，都是徽宗时期画院的名家。
　　画院名家如云，这一时期的宫廷绘画，也是成绩斐然，留下了众多璀璨夺目的作品。这方面，可以从两件流传后世的杰作，王希孟的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图卷》，张择端的风俗画长卷《清明上河图》，一窥当初的风采。徽宗末期的宫廷绘画，被后人誉为“宣和体”，开拓了绘画艺术的新境界。
　　画学的设立，对宋代绘画理论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宋代不仅出现了著录性的官修画史《宣和画谱》、《秘阁画目》，还出现了许多绘画通史性的著述，如郭若虚《图画见闻志》、邓椿《画继》、陈德辉《续画记》，地方性画史诸如黄休复《益州名画录》，评传体断代史诸如刘道醇《圣朝名画评》。以及类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专门的山水画论著如郭熙、郭思《林泉高致》，韩若拙《山水纯全集》。众多画家将自己在创作实践中得到的心得体会，著述在诗文笔记中，这些理论观点，成为了古代美术理论组成的一部分，对后来绘画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指导和借鉴的作用。

　　徽宗画学的开创，还对南宋绘画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高宗宫廷画院的诸多高手，比如善画百马百雁的马贲，开启南宋山水画新风的李唐，善画风俗界画的张择端，别有才华的山水画家王希孟，善画花鸟翎毛的韩若拙、孟应之、薛志，以及善画婴儿货郎著称的苏汉臣，几乎都是从画学走出，均为徽宗时期的画学所培养。
　　如果单从书画艺术的角度看，“崇宁画学”的开设，无疑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它在书画艺术上的应有地位，以及对画史所作出的贡献，其功绩自然不可抹煞。然而，就象是徽宗劳民伤财，不惜民脂民膏修建的宫殿、园林一样，这些被刻意堆砌起来的繁荣，是一种病态的繁华、血色奢华。它的辉煌灿烂，固然美仑美奂，可是，耀眼极目之后，只能让人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