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间，唐王朝在李世民的领导下，文治武功均有所发展，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他对内整顿国家制度，尊重黎民百姓，安定民生；对外扩大了唐帝国对周边国家的政治及文化的影响，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军事兴盛的全盛局面。具体看来：
　　日期：2013-07-31 22:39:29

　　（续2.12大唐第一盛世）
　　其一，政治领域：
　　李世民知人善任、用人唯才。他即位后，广开言路，不断扩大谏官的权力，匡正自己的言行。他十分重视吏治的清明，曾命房玄龄主持精简机构、淘汰过剩官员；派李靖等13名亲信作为黜陟大使巡察全国，考查官员作风。还亲自选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把他们的功劳和过失都写在自己寝宫的屏风上，作为其升降奖惩的依据。贞观六年（623年）时，唐朝政府文武官员仅有642人。我们难以想象那个时候的唐政府是如何高效运转的？官员们必须兢兢业业，因为他们的皇帝勤政爱民，更因为官少事多实在是没法偷闲啊。所以，百官都自励廉能，政府效率大大提高。

　　李世民时代还被誉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应该是他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当然，这里所说的“没有贪污”，指的是贪污行为极为罕见，且贪污的数额不大，贪污现象是很难被完全杜绝的。后世对这一时期政治风气和廉政建设效果的夸大，恰恰反映出人们对明君和盛世的期待！即便如此，这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在李世民的率先垂范下，官员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他前后任用的20多位宰相，个个都是正人君子与清正廉洁的表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惩戒贪污，而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明朝的朱元璋对贪污的处罚最为严酷，贪官一律处以剥皮的酷刑，但明朝的贪官之多却属史上罕见。

　　当代台湾学者柏杨先生在《柏杨曰》一书中，将李世民统治时期称为“无冤狱的时代”。并提出“要想了解一个国家，看它的监狱。要想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看他的司法。”李世民强调，法制的初衷不是防范和压制人民，而是除暴安良和对于官员营私舞弊者的打击。他任用最为公正清廉的大臣戴胄为最高法院副院长（大理少卿）。戴胄先后多次冒犯李世民的威严，纠正他在处理司法案件时的感情用事，李世民都最终接受。所以当时，天下没有冤狱，或者说冤狱很少。戴胄公正如包拯，但比包拯位高权重，所以他对贞观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司法建设都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政治开明，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百姓心中就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这一时期的犯罪率才会急剧下降，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
　　其二，经济领域：
　　李世民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注意轻徭薄赋，即使不得不征发徭役时都会尽量避开农忙时节。他还崇尚节俭，曾经下令免去各地进贡奇珍异宝的义务。这既减轻了百姓负担，又防止了地方官借机敲诈，从而使农业及民生得以不断发展，使人民衣食无忧、安居乐业。
　　唐初关中连年灾荒，李世民多次开仓赈济灾民，还准许老百姓去别的州县讨饭吃。而在小农经济的时代，政府一般是不允许农民自由迁徙的。否则你跑了，政府找谁征税、征兵去？李世民一改杨广父子的抠门做法，用的粮食里就有隋朝遗留的。他还拿出自己府库里的金银和布匹，帮助灾民赎回自己的儿女，使灾民得以平安度过荒年，而没有发生“恶性群体事件”。终于使唐朝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并逐步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当时的商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当时世界著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在今越南河内东）、广州、明州（今浙江宁波）、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今江西南昌）、扬州、益州（今四川成都）和西北的沙州（今甘肃敦煌）、凉州（今甘肃武威）等。
　　其三，文化领域：
　　李世民个人文化素质很高，也清醒地认识到了文化教育对于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性。所以，他大力奖励学术，组织文人士大夫孔颖达等人修定《五经正义》。在长安设国子监，聘请知名的儒家学者出任学官进行管理和授课。还鼓励周边各民族、各国（新罗、日本等）首领把子弟送来留学，学习先进的汉族文化。国子监的学生多的时候达到上万人，极为壮观。他设立弘文馆，征集图书2万多卷。同时，重建地方州县学校，卓有成效。李世民是古代帝王中，重视教育的典型代表。“物阜民丰，斯文鼎盛”的大唐，不是单纯物质、国富兵强的简单堆砌，更重要的是文化的繁荣和积淀。

　　其四，民族关系：
　　李世民时代多次对外用兵，先后平定突厥、薜延陀、回纥、高昌、焉耆、龟兹、吐谷浑等，联姻吐蕃。加上他能维护外族风俗，并建立都护府制度，“天可汗”李世民已然成为当时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最高象征。
　　其五，对外关系：
　　李世民时代，对外交通及贸易得以加强。对外战争取得连绵的胜利，连续百余年保持连续不断的进攻态势。唐朝声威远播，万邦来朝，李世民实际上已经成为当时东方世界的国际盟主，唐王朝的国际威望也达到了顶峰。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强大，越敢开放；越是开放，就越强大。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汉、唐、元等时期，正是以这样的政策和气度，成就了数百年的辉煌。而后的明清以海禁和闭关锁国自我束缚，逐渐走向没落。唐朝就是空前开放的朝代，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其地位比今天的美国纽约要高。李世民对外国人入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但是对中国人出境管理较严，因为实在没什么必要出国。他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更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大唐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外国人在中国可以享有“国民待遇”，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通婚定居、从政当官。来自阿拉伯帝国和日本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做了部级高官。所以，那时的大唐，是世界各国使者、商人、学生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大唐，来这里发挥自己的专长，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很多人就不愿意再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据记载，当时就有70多个国家的使者，长期在华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