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接到威宗“入关勤王”的诏令之后率军西行，到了冀东使崇祯朝廷已经覆亡，李自成发布诏书对其实施“招安”。吴三桂的“投降”根本不可信。无论是从他“世受国恩”，难以接受明朝被消灭的事实角度，还是从他与满清早有往来的角度，或者是他的父亲吴襄被李自成政权拷打追赃的角度，掌握明朝最精锐军队的吴三桂都没有投降的理由和可能。但应当指出的是，吴三桂最初对待满清的态度只可能是“借师助剿”、“联虏平贼”，之后实际上也是貌合神离，内心深处他不可能忘记自己是明朝的大臣。这种思想，贯彻了他的终生。

　　日期：2011-01-10　23:52:51
　　十七、顾诚先生对李自成进京后行为评价的不妥之处
　　李自成，或者说大顺军进京后是否迅速腐化，以及腐化是否是李自成败逃的主要原因，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顾诚先生对此作出了分析。坦率地讲，他的分析过分囿于“农民起义革命性”的历史观，存在很多不妥之处。
　　李自成一直实施的“免赋”政策，不能作为其“革命性”的证据。明末民变蜂起的直接原因是灾变四起。天灾之后由于官吏腐败、赈济不力，就会导致“人祸”，引发饥民、流民造反。面对造反，朝廷必然发兵进剿。天灾加兵灾，必然导致农业生产停顿，进而产生新的求生无门铤而走险饥民、流民。恶性循环之下，民间必然仓廪皆空，李自成转战之地大多饱受灾难，即便想征收税赋以为军费政费亦无粮可征。“不纳粮”之类的乌托邦既不可能建成，为了维持大军所需粮饷物资，起义者只能选择无条件夺取财产——称之为“追赃”亦可，称之为“劫掠”亦可。而将被“追赃”者按照“剥削阶级无好人”的简单二分法予以一概否定（颇有清廉官绅亦被拷打“追赃”的记录），不能不说是顾诚先生的历史局限性。

　　李自成实施的“追赃”，在其流动作战时期或许在所难免，但建政西安之后仍然采取这种“战时经济政策”，不考虑建立稳固政权的需要，更没有记录说明大顺朝再其稳固统治地区使用“追赃”所得财物进行奖励农桑、恢复财产的治理行动。这只能说明李自成集团“流氓无产者”的性质浓厚，丝毫能不能说明其“革命性”，更不能说明“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穷苦兄弟，没有放弃维护农民利益的根本宗旨”。而且根据顾诚先生的逻辑，经历“追赃”之后的大顺政权才应当是割除了剥削腐败毒瘤的“新兴的、充满活力的汉族为主的政权”，怎么可能反而“先进性”不如团结了“官绅”的政权呢？至于“‘征’得的钱粮一般都是整数”，那只可能是记录者取其概述而记录之，犹如今日之文件会记录预算收入为若干万元，预算支出为若干万元，而实际情形亦可能有数角数分之零碎数值。否则，“按亩计征的赋税不可能是整数”，难道官绅聚敛的财产也一定是“白银一万两”之类的整数以供农民军没收时记录方便？

　　至于“二十天左右就腐化得丧失战斗力”，从心理学上是有可能的。大顺军的骨干力量追随李自成辗转流动作战十余年，经历了无数出生入死和艰难困苦，在西安喘息未定，又在山西和北直隶大获全胜，迅速攻入繁华的国都北京，面临封侯封伯的荣华富贵生活，再加上对关外满清力量的不了解导致的轻敌——所谓“维护农民利益的根本宗旨”怎么可能抵抗诱惑和疲惫？唐末黄巢攻入长安、清末洪秀全攻入天京后的腐败（洪秀全未立即败亡，是因为其时清朝已经十分腐败孱弱，当然不可能与入关时的八旗精兵相比较）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因此，大顺军由“军纪严明”到“腐化变质”最终失去民心（民心厌明，必然对大顺军期望值更高，因此大顺军由于腐败失去民心必然更快）的迅速变化，是完全顺乎逻辑的。另外应当注意到此时大顺军中必然有大量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来自投降的明军。明末军队腐败虐民众所周知，这些人不会因为加入大顺军就发生本质变化。而他们如果有劫掠行为，只可能被记在大顺军的名下。

　　李自成建立的不是“农民政权”而是“封建政权”，姚雪垠在小说《李自成》的序言中分析得很清楚，且姚雪垠先生在书中借李岩之口叙述了李自成败亡的根本原因——流寇思想，笔者不必在此复述。实际上李自成希望走的是胜利的刘邦、朱元璋之路，实际走的是失败的窦建德、黄巢之路，无论成败，建立的都是“封建政权”。顾诚先生在此一叶障目，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尚不如并非专业史学工作者的姚雪垠，十分遗憾。

　　至于说满清的政策更为不得民心却没有败亡，主要是因为其时八旗兵正是最为朝气蓬勃的时代，镇压力量无比强大，而北京士民经受了天地翻覆两度亡国的巨大变乱，没有力量组织抵抗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
　　十八、李自成对满清缺乏认识
　　李自成一直与明军作战，对满清威胁缺乏认识是必然的。再加上被东征以来的迅速胜利“冲昏了头脑”，自然更不可能把吴三桂的精锐之师放在眼中。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李自成对待吴三桂的失策，就是败亡在了“最后一站”上。
　　日期：2011-01-11　23:01:03
　　十九、关于“鼠疫说”

　　顾诚先生的时代，国内史学研究与其它学科之间的综合交叉还不是很多。而且受机械唯物论指导思想的影响，很多对历史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都被视为“外因”、“偶然因素”而未得到重视。应当说，顾诚先生提出清取代明是偶然应占主导地位已属不易，未注意到这一因素是正常的。
　　但是，片面夸大鼠疫的作用也是不正确的。如果李自成的大军确实由于鼠疫的缘故大量减员，那么史料（特别是当时人的笔记）不可能没有记载。而且鼠疫传染广、发病快、死亡率高，当时的公共卫生条件根本无法区分高级官员和普通士兵庶民，怎么会明清顺三方的上层人士没有感染“时疫”而死的记载？如果李自成的军队大量感染鼠疫，那么与李自成作战并迅速占领北京的清军也不可能幸免（所谓跳蚤厌恶马匹所以远离清军的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更何况清军并非没有步兵，大顺军的马匹也很多。而且鼠疫流行爆发于草原，满清统治区域更接近蒙古草原，接触传播鼠疫的啮齿目动物的可能性必然更大），也应当有大规模因病减员的记录才能证明确实有大规模鼠疫流行的事实存在。

　　二十、从山海关之败看“李自成朝气说”不成立
　　顾诚先生称攻占北京后的大顺军“富于朝气”，然而山海关之败充分说明了这支军队没有什么“朝气”，甚至不如惶恐疲惫的吴三桂军。大敌当前，大顺军却在冀东逡巡数日，而且对敌情几乎是一无所知，其骄横倦怠犹如晚清八旗，哪来的事实证明其有“朝气”？
　　二十一、吴三桂伪降李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