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诚『南明史』读书笔记》
第5节

作者: zxmn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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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三桂一开始表示接受李自成的招降并非其本意,一方面,吴三桂与满清方面的投降、引兵事宜并未接洽明确,另一方面其父吴襄以及家眷都在北京做李自成的人质,这种情况下对李自成做出的投降许诺自然不过是缓兵之计而已。特别是祖大寿、洪承畴降清之后,吴三桂的降清就几乎是必然之事了。在吴三桂眼中,李自成是“旧主”的杀身仇人,又是“新主”的眼中钉肉中刺,当然不可能真正去投靠。所以认为吴三桂起先决定投降李自成,短时间内又做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其实在情理上是说不通的。至于大顺政权对明朝官绅的“追赃”,反而未必起了那么大的作用,至少不是这个因素导致吴三桂下定最后决心。

  明季官绅,武臣气节大多不如文士。文官虽然多爱钱,武官则更加怕死。唐通、姜瓖之类都是“闯来降闯、满来降满”的“叁臣”,吴三桂也不例外(只不过他更加“一次到位”而已)。特别是唐通——他奉命招降吴三桂时的所作所为无人知晓,在山海关战役中又迅速溃败迅速投降,在这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尤为可疑。
  日期:2011-01-15 15:32:48
  二十二、满清进入北京时的政策体现出的“开国气象”
  顾诚先生提出了“朝气”的概念,但是对“朝气”的表述却是不清晰的——一面盛赞大顺军“追赃”是革命行动,体现了革命性,没有“团结明朝官绅”也是“富有朝气”一面又说必须“团结明朝官绅”才能算是“富有朝气”。从逻辑上来说,如果“革命性”必须加上“团结明朝官绅”这样的妥协才能“富有朝气”,那只能证明大顺军的“革命性”根本就是“破坏性”,是“戾气”。

  从传统朝代更替的角度来看,李自成的政策缺乏“开国气象”是真的。自汤武革命以来,凡是志在夺天下者所采取的建立稳固政权、团结各方力量、争取民心归属的政策,在李自成这里或付之阙如,或名存实无。而满清进入北京时的政策却的确体现出了这种“开国气象”。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的目的不过是脱离明朝而独立,皇太极多尔衮兄弟的志向才真正是入主中原。虽然多尔衮的器宇远不如皇太极开阔(如果是皇太极入主中原,那么剃发、圈地、禁海之类政策的实施很可能是另一番景象,满清的征服甚至可能更为顺利),但进入北京后还是果断采取了追悼威宗、维持军纪、暂缓剃发、留用明顺旧臣的政策,最大限度争取了各方面“归附”。特别是留用明顺旧臣一节,多尔衮采取了“不问出身”的态度——不仅维护旧臣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不惜颁授高官显爵,甚至暂时允许他们保持衣冠——一方面获得了大量有实际行政经验的治理人才(无论阉党还是贰臣叁臣,都不能否定他们的实际才干),另一方面也向未“归顺”的明朝官绅释放了极其富有诱惑力的信号。这一政策几乎一直沿用到南明彻底灭亡,而且和南明朝廷“吝惜国家名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十三、李自成的登极
  在撤离北京前一天,李自成还按计划举办了登极大典。应当指出,李自成的选择是正确的。此时登极,并不表明“流贼”们一定要过一把当皇帝的瘾——实际上李自成在西安已经建号称尊,而北京也只是“幽州”,不是顺朝的国都。李自成此举,其意义只在于山海关之败后得以继续维护全军(包括各个不同时期加入大顺军的人马,特别是明朝降军)军心,昭示“天命在兹”,不至于在大敌当前之际发生全军性质的心理大崩溃。否则,全面溃败的大顺军很可能无法返回陕西这一基本根据地就散失殆尽。

  二十四、光时亨与龚鼎孳的选择
  光时亨与龚鼎孳都是崇祯朝“慷慨激昂”而李自成入北京城后立刻投降的言官代表,所不同之处在于李自成败走后光时亨潜逃回到南京(时运不济,被作为投降李自成的代表处死),龚鼎孳随李自成逃亡了一段之后最终投降了满清,成为“叁臣”。光龚二人的人品均甚卑“贰臣”们的心路历程也是一个大题目。但李自成败走后二人都没有留在北京立刻侍奉“新主”,表明他们对时局的判断并不精准,对“事虏”可能还是稍存了一些顾忌之心。

  日期:2011-01-15 16:11:56
  二十五、李自成“退保陕西”的战略
  李自成败退后,在京畿和山西都是一边防守一边退却,未能组织有效的反击,也未留下大顺军的核心将领统一组织防御,而是命令明朝降将陈永福、唐通、姜瓖留守山西。顾诚先生不解“无法得知李自成为什么要那么匆促地返回西安”。笔者认为,这很简单:李自成视陕西为基本根据地,“退保陕西”是他的基本战略。
  山海关之败,大顺军东征带去的精锐损失不少,剩下的核心力量更是十分宝贵。而陕西是李自成等人的桑梓之地、“龙兴”之地,建立有大顺朝完成的政府机构,东、南两个方向又都有天然屏障,自然是李自成“退守”的唯一选择。足堪信任的核心力量当然必须集结到陕西组织防御,并且由袁宗第守住晋西南临汾入陕门户。命令非嫡系的明朝降将陈永福、唐通、姜瓖留守山西,完全在情理之中,一点也不代表李自成“宽厚有余,警惕不足”。相反,如果“以嫡系大将统精兵为主,降将为辅”,将重要的力量分散在山西、京畿甚至河南、山东,反而一定会导致更迅速的“土崩瓦解”。

  日期:2011-01-18 23:28:50
  二十六、弘光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
  顾诚先生囿于当时的史观框架,判断清兵入关时民族矛盾还未上升为主要矛盾,明清双方都以大顺为敌,表明阶级矛盾还是主要矛盾。其实,在这里硬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拆分开是没有意义的。满清志在“逐鹿中原”,南明志在“报君父之仇”,李自成当然都是不共戴天必须消灭的敌人。而满清上层阶级与汉人并不处于同一生存空间,暂时是无从谈到阶级矛盾的,更何况当时南明朝廷尚未判断出满清的战略意图。

  二十七、弘光朝廷采取“借虏平寇”国策的必然性
  认为唯物史观只是将已经发生的事情机械地套用公式后便得出“历史的必然性”是一种错误的观念。真正的唯物史观,并不否认偶然性的重大作用,而且极其注重具体历史形势的分析。
  自崇祯朝开始,明廷对满清战略意图的形势判断就一直很不明晰,仍然停留在努尔哈赤“叛乱”的定位上。笔者认为,努尔哈赤起兵的主要目的还是割据一方,占据本属于明朝的奴儿干都司之地自立为王。而皇太极-多尔衮兄弟掌握的这个政权经历过对蒙古和朝鲜的征服后,已经不再是仅仅满足于割据一方的“后金”,而是致力于入主中原的“大清”了。但整个崇祯时代,明朝虽然内忧外患,毕竟表面上还是统一坚固的政权,因此皇太极兄弟暂时只能入关劫掠,没有契机也缺乏力量大张挞伐。这种状况,或许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日关系有些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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