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因为“北方各地既已相继沦没”就判断“弘光朝廷在财政上应该是绰有余裕的”就不严谨了。南京并不是国家中枢，南京户部和北京户部储备的财物是不可能相比的，而安宗重新组织朝廷，必然增加财政开支。更何况对顺清的战线都已拉长，战争时期的各项财政开支一定会急剧增加。此时“减免税赋”，除了赢得言官清流（而且必然是龚鼎孳、光时亨这一类“慷慨激昂党”）的赞许外毫无疑义，也肯定没法推行。在这一问题上，史可法的判断是现实的。

　　明朝亡于财政破产，而崇祯朝的财政危机总爆发是一个大题目，应当结合黄仁宇先生对明代经济税收制度的整体分析来看。网上有研究者认为明中期以后社会财富大多聚集于工商业阶层，而出身江南的文官集团将国家的财政基础定位在农业税收上，过分保护了工商业阶层的利益（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297900.shtml），是有一定道理的。弘光朝的财政政策是更依赖于农业税收还是工商业税收，有待熟悉史料的师友解答。

　　不过，将弘光朝的税收与李自成、满清相比，有点不伦不类。李自成的“免赋”前面已有分析，饱受战争和饥荒残害之地无赋可征，“免赋”不过是“毫无实际意义的政治宣传罢了”。至于满清，当然不可能继承崇祯朝的赋税政策，至少不可能有道理征收“辽饷”了。
　　日期：2011-01-29　23:28:22
　　三十三、关于安宗的“失德”和弘光朝的腐败
　　顾诚先生在安宗是否 “失德”这方面持强烈而义愤的抨击态度，与传统史学家没有什么区别。不过这一问题史学界也存在不同看法。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中说史学界“公认”安宗并不昏庸腐败“失德”，而是颇为勤勉，不过并未有什么引证文献，这里还希望对此料熟悉的师友们推荐。张玉兴先生在《南明弘光帝“失德”驳议》一文中比较细致地分析了史料，认为安宗并不是昏庸腐败的“失德”之君，而是“恭俭明仁”、勤于政务、谨慎大度。史料对他“失德”的记载，大多是东林-复社人士在道听途说的基础上杂糅了强烈偏见的不实之词。

　　安宗是亲王世子。虽然与光宗父子的关系算不上很远，但由于威宗已有三子，因此他基本上不具有继承大统的可能性。依明代制度，虽然藩王世袭罔替，但不理民政，不掌军权，基本上只能坐享安富尊荣的生活。故而有明一代，众多藩王中的绝大多数确实都只是酒色之徒。老福王生活奢靡荒淫已是定论，而世子除了继承王位继续“安富尊荣”之外也没有关心时政民瘼的必要（过分忧国忧民反而有麻烦，唐王聿键就是例子）。在这种家教下，如果说世子会“恭俭”，可能性实在不是很大。

　　明朝皇帝继位之初一般都勤政，即便熹宗这样的昏君也不例外。安宗登极之时正值“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再加上按照明朝制度，内阁首辅也只是“辅臣”而非宰相，理论上来说即便是庶政也都要皇帝亲自处理，因此安宗勤于政务是比较顺理成章的，而且从史料来看，安宗也确实算不上荒废朝政。不过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明朝皇帝也确实有怠政嬉游、生活奢侈的传统——不仅宪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熹宗这些中平之主如此，就连宣宗、孝宗这样颇有作为的皇帝也未能有始有终。因此，史料记载也不应全部否定。至于说安宗“慈悲为怀”，其实宽厚仁慈反而是明朝皇帝的主流。除了太祖。成祖、世宗、威宗刻薄寡恩之外，其他皇帝确实大多宽厚。安宗在福邸的生活本来就与世无争，养成宽厚仁慈的性格，其实是必然的。

　　至于筹大婚、选秀女之事，应当说除了充实后宫之外，确实没有什么别的意义。安宗忙于此“不急之务”，只能说明他的皇帝生活确实有嬉游奢靡的一面。
　　而弘光朝臣，特别是马士英、阮大铖的腐败是不容否定的，这种腐败要放在明朝后期整个官僚集团的腐败的视野中去看。有一种观点认为，危急存亡之秋，“忠”和“能”比“廉”更为重要。当然，我们应当承认，确实有马士英、朱大典这种“忠”而“贪”的情况存在，但更多的却是阮大铖、冯铨、丁魁楚、孙之獬、金之俊、陈名夏、土国宝、刘良佐、刘泽清、骆养性这一类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个人品德上都没有什么节操可言的例子。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当一个官员将个人对金钱、淫乐之类的欲望放在第一位时，他必然将其所掌控的权力用于追求满足私欲而不是更多地去考虑“公”的需要，自然遑论“忠”了（更何况其实“贪”绝不等于“能”，面对李成栋束手无策的丁魁楚就是例子）。指望南明官场会出现杨廷和、殷正茂、张居正、李三才这一类“忠而不廉”的人物来救时，是不现实的。

　　三十四、弘光朝的平反活动
　　弘光朝的一件大事是为明朝历史上的诸多冤案平凡昭雪，主要是洪武朝卷入胡蓝玉两大案的勋臣、建文忠臣、夺门之变之后被冤杀的于谦等、正德宗朝忠谏之臣以及嘉靖朝卷入大礼议被贬斥的大臣。顾诚先生将此一概斥为“不急之务”。笔者认为，顾诚先生没有看到安宗君臣意在争取人心的意图。南明朝廷面对顺、清两大强敌，必须尽力凝聚朝野士民的支持。而表彰忠义，在当时确实是一个有效的手段。将此视为“不急之务”，一方面是受了当时一些文人记录的误导，另一方面也犯了“以今及古、以己及人”的错误。

　　至于说“掀翻逆案”，顾诚先生的考证很清楚：并无此事。笔者也认为，魏忠贤逆案不可翻。虽然阮大铖起复，但他仅仅是逆案中一个很不重要的人物，没必要为了他而从魏忠贤开始一起黑白不分地全部平反。而如果真的“掀翻逆案”，就意味着安宗对威宗的全面否定，必然动摇弘光朝廷的合法性。安宗搜寻《三朝要典》之时，笔者认为还是要着眼于他欲为老福王在名誉上予以褒扬之意而检讨争国本、妖书案和梃击案问题，同时很有可能是为了效仿世宗修撰《睿宗实录》之举，为将来修纂其父的实录做准备。当然，这件事情肯定属于“不急之务”，而且引发了东林-复社集团的极大不满，确实是安宗的失策之举。

　　日期：2011-02-06　16:19:06
　　三十五、关于大顺军的怀庆大捷
　　怀庆大捷是李自成从北京溃败之后对新的敌人——满清的第一次比较大规模的胜利。然而这种胜利仅仅是战术意义的胜利，在战略意义上却使得满清将“分兵两路”、两线作战的战略修改为“先顺后明”，本来已经分散的清军兵力重新集结成为一个拳头，直接导致了大顺政权的快速覆亡。这种“战术胜利、战略失败”的状况，有时会被历史研究者忽视。在此，笔者结合阅读俞天任《浩瀚的大洋是赌场》中对日本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屡屡发生的“战术胜利、战略失败”现象的分析，理解更为深刻。

　　日期：2011-02-06　18:11:47
　　三十六、关于多铎和阿济格的两路伐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