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航向——大宋崇宁三年》
第47节

作者: 草根读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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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3-06-29 20:33:17
  (更新)
  崇宁三年,一开年的正月甲辰,徽宗听蔡京言,“用方士魏汉津之说铸九鼎”。
  这个方士魏汉津,根据宋史的记载,本是四川的一名黥卒,也即是军中受过刑法处置,在脸上刺过字儿的兵卒。这样的人,在宋朝地位是十分低下的。据说有一日大司寇刘赓到蔡京家中作客,见到魏汉津高座在旁,便不肯屈尊纾贵,羞于和他同堂而坐,转身便打道而回。
  与其他的方士一样,魏汉津也通晓阴阳术数,据说还“多奇中”。宋仁宗皇祐年间,魏汉津与房庶曾因擅长音乐,被推荐到京师,但最后两人还是没有得到启用。有人说魏汉津曾在神宗元丰年间,在受诏考定大乐的范镇手下干过,因见识其钟律的制作,“因掠取之”。魏汉津把它悄悄地记在了心上,为引起世人的重视,魏汉津自言“师事唐仙人李良,授鼎乐之法”。通过蔡京的门客刘昺引荐,为蔡京所熟识,“蔡京独神之”,遂“引蜀方士魏汉津见帝,献乐议”。

  魏汉津向徽宗献乐议,“先铸九鼎,次铸帝坐大钟及二十四气钟”。只要是崇大好古,可以比肩古圣先贤的事情,几乎无一例外,都能打动徽宗的圣心。而这些献言之人,也会因此受到重用,得到各种优厚的赏赐。
  九鼎,传说是大禹在建立夏朝以后,用天下九州所贡之金铸造而成。九鼎将全国九州的名山大川、奇异之物镌刻于鼎身,以一鼎象征一州,集中于夏朝都城,是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夏亡之后,鼎迁于商,商亡之后,鼎迁于周,夏商周三代,无不将它奉为国家政权象征的镇国之宝。楚庄王首问“鼎之轻重”,便被指有觊觎僭越之心;秦惠王张仪定策,也以夺九鼎号令诸侯为计。

  可惜的是,这么贵重的九鼎,却是“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对于九鼎的不知下落,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补述说,周显王四十二年(公元前327年),九鼎沉没在彭城(今江苏徐州)泗水之下,秦始皇南巡之时,曾派几千人泅水打捞,结果自然是无果而返。
  能够成就先贤一样的大事,可以因此粉饰太平,徽宗自然是不遗余力。徽宗任命魏汉津为制造官,奉旨铸造九鼎,并且在百忙之中,亲自御制帝鼐的铭文,其它八鼎的铭文,则命当朝的宰相蔡京为之。徽宗于当年二月,选址落定在皇城的南面,调拨工匠兵丁始铸九鼎。熔铸之时,火光炎天,一幅壮丽繁忙的喧闹景象。
  崇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忙碌,九鼎终于宣告铸成。九鼎共用去精铜二十二万斤,万年松化石、龙牙石、以及黄金若干,上面饰有日月星辰,山川原隰,“盘以蛟龙,饰以黄金,覆以重屋”。大内太一宫中,特地辟出九殿予以安放九鼎,名曰九成宫。它的摆放序列,按照八卦九宫的位置:中央九五之尊的显位,为帝鼐,正北宝鼎,东北牡鼎,正东苍鼎,东南风鼎,正南彤鼎,西南阜鼎,正西魁鼎,西北魁鼎。徽宗为此还特制《御制九鼎记》,“朕荷天顾谛,相时揆事,庶几有成。然世俗单见,浅闻之士,骇心愕听,胥动以言。朕取成於心,请命上帝,屏斥邪言,乃诏有司,允徒趋事。”看来定策时章惇的一声质疑,此时的徽宗还在心有余悸。

  日期:2013-06-29 21: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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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郁闷的是,九鼎奉安之日,徽宗上九成宫献祀,盛大的庆祝典礼上,正北方的宝鼎忽然皲裂,鼎内的盛水漏洒了出来,溅了一地。看来所有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都是豆腐渣工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按照当时的祭奠规则,正北方的宝鼎之土,取自于北面的雄州边界。后来金兵入侵,北宋沦亡正是肇始于北,因而有人认为,这是上天已经提前发出了警示。宝鼎在典礼上忽然皲裂,令人好不尴尬,这样大刹风景的事情,也让徽宗心头大为不爽。引荐魏汉津铸九鼎,身为定鼎礼仪使的蔡京,自然知道这里面自己的干系重大。于是蔡京赶紧向徽宗解释,说正北宝鼎的破裂,正昭示着北方的辽国将四分五裂,大宋帝国将借此机会,收回失去的燕云十六州,中原故地终将归为一统。蔡京的一番巧言令色,终于使郁闷的徽宗舒展开了眉头。

  祭祀九鼎的乐舞,帝鼐奏的是《嘉安之曲》,迎神奏的是《景安之曲》;八鼎皆奏《明安之曲》,迎神、送神奏《凝安之曲》。这些祭祀九鼎的鼎乐,同样也是出于魏汉津之手。
  魏汉津说:“人君代天理物,其所禀赋,必与众异”。年过九十的魏汉津人老变精,知道怎样可以博得“英明濬哲”的圣上欢心。他说夏禹仿效黄帝之法,以声为律,以身为度,用左手的中指三节三寸,谓为君指,将它裁切为五音的宫声之管。于是“乞请帝三指为法”,用徽宗的三指之三寸,作为律度的标准,也即是以“身为度”之说。
  魏汉津的“帝指为律”,现代人看来,简直就是一大笑话。其实在当时,就已经受到了大家的质疑。蔡攸在与蔡绦谈话之中,就曾经说过:“初,汉津献说,请帝三指之三寸,三合而为九,为黄钟之律……当时以为迂怪”。而朱熹则说,“徽宗时,一黥卒魏汉津造雅乐一部,皆杜撰也”,“其乐只是杜撰”。
  但魏汉津的迂怪,并未受到徽宗的斥责,相反地,他将徽宗和上三代的先贤并论,让徽宗十分的受用。徽宗于是专置大晟府,置大司乐、典乐、大乐令等乐官若干,授魏汉津为大乐府师、大乐局制造官,作《大晟乐》。崇宁四年九月鼎乐成,徽宗上大庆殿接受群臣朝贺,颁赐新乐名。魏汉津因此封嘉成侯,赐宅一区,田六十顷,银五百两、绢五百匹。

  仅管魏汉津的帝指为律十分荒谬,但是,他以此为基础所产生的大晟乐律,却是影响深远。不但一直到南宋末年,经历一百七十多年之久,都是沿用它的乐律,而且元明之际,还在依然使用。元初钟鼎用宋金的旧器,雅乐沿用的,也仍然是大晟乐。明朝的迎神等五曲,皆是大晟乐府所撰,“然则终明世用大晟旧乐”。
  在音乐上,魏汉津确实是有着极高的造诣。但他的“帝指为律”,仅仅只是借机自售,用以博取个人利益的手段而已。在大晟乐的制作过程中,实际上并未完全按照“帝指为律”的制度,据《宋史 乐四》记载,“因请帝指时止用中指,又不得径围为容盛,故后凡制器,不能成剂量,工人但随律调之,大率有非汉津之本说者”。在实际的制作过程中,乐工们依然是根据他们的具体实践,来定律制器。

  而事实上,徽宗给予魏汉津的,也并非是自己的手指尺寸。当初请徽宗的指寸时,内侍黄经臣说,“帝指不可示外人”,于是只将徽宗的手指略作比量,就交给了他们一个大略的尺寸。从头至尾,这么冠冕堂皇的大事,大家似乎都是在敷衍了事,没有谁真拿它当回事。而其中的君臣各怀鬼胎,各使心计,从这件复古礼乐的形象工程中,已经使人不难看出,帝国上下,君臣内外,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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