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一下当时的清宫档案，就会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年羹尧不仅向胤祯颇为示好，而且还主动送礼。在康熙五十八年五月十二日胤祯给父亲的奏折中，就提到了此事：“四川总督年羹尧，遣千总邓国东，向臣问好，献银一千两、稻米四石。”

　　而胤祯的态度相当谨慎，按照他对康熙的说法：“臣对千总邓国东云：总督为圣主之事忠诚办理者甚佳，去年念及入藏之兵，往送火药、弹丸、箭、米、银臣每念及，心喜悦之。今自远方送来银、米、理应接收。惟臣对地方诸物，既然未加取用，如何收总督之物？此物即如同臣已收之。等语。将银、米均却之，赐棉衣一套遣之。”
　　也就是说，一方面，他充分肯定年羹尧“为圣主之事忠诚办理者甚佳”，并承认对年相当满意，以至“心喜悦之”；但另一方面，他以对“地方诸物”都“未加取用”的理由，拒绝了年羹尧的礼品，末了还安慰对方说，这就相当于我已经统统收下了。
　　年羹尧给胤祯送礼显然不止这一回，在康熙六十年十月初八日胤祯给父亲的奏折中，再次提到：“川陕总督年羹尧遣其属下守备王松，向臣问好，献西洋表一个，千里眼一个、磁杯十个、鼻烟二罐。”
　　也许是感觉老推辞不太好，这一回，大将军王收下了礼品，他向父亲汇报说：“总督为图报皇父之恩，为国家事业，甚为效力，他人不可比拟。既然特自远方差人送来，我均受之。嗣后勿再送物。”来而不往非礼也，胤祯便将自己的一套一毛回赠给年：“总督始终如此一心图报皇父之恩，再，我既在军营，无回赐之物，仅以我之衣帽赐给总督。”
　　尽管两人分属不同的政治阵营，但纵观两人当时的交往，却颇有些“和而不同”的君子味道。平定西藏后，大将军王转驾河西走廊的甘州，全新策划针对准噶尔汗国的军事行动，而年羹尧则仍留在四川，继续着令其苦不堪言的驻藏官兵后勤供应任务，两人的交往自然显著减少。
　　不久之后，驻守拉萨的皇家驸马阿宝贝勒向朝廷反映：“青海索罗木之西有郭罗克上中下三部，为唐古特种人，屡出肆掠。”所谓“郭罗克”，其实就是现在的青海与四川交界处的果洛州，这里的藏族分为昂欠本、班玛本、阿什姜本三部分，即上、中、下三大部落，他们彪悍强横无法无天，自古以来就以抢劫为生，干着没本儿的买卖，自然对青海、西川与西藏之间的交通和商贸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

　　接到康熙“度形势，策进讨”的圣旨后，四川总督年羹尧立即找来自己最得力的部下、因率先攻入拉萨而名声大噪、已被提升为四川提督即省军区司令的岳钟琪，两人商议后认为，果洛之地有三个极其险峻的隘口，骑兵在那里无法施展，只能步兵作战。如果多调集人马的话，消息一传出去，对方必定会做防卫，与其这样，莫不如“以番攻番”。
　　年总督于是向康熙建议，瓦斯（辖区为今天四川阿坝州汶川一带）、杂谷（辖区为今天四川阿坝州理县、黑水、茂县等地）这些土司与果洛人关系极差，矛盾重重，不如让他们出兵帮忙为好。随后按照皇帝的命令，四川军区司令岳钟琪马上奔赴松潘，指挥着从各家土司那里征集来的人马，大举向青海方向杀去。
　　其实，尽管最后由年羹尧总督向皇帝上奏，但这条计策的提出者，却很可能是地位比较低的岳钟琪提督。有证据显示，在在当年南路清军进藏的时候，身为先锋的岳钟琪，就已经能够灵活运用“以番攻番”了——在他的分化瓦解之下，各地藏族首领纷纷俯首，南路清军基本上没有遇到太大的抵抗，可谓兵不血刃便杀进了拉萨。
　　现在，这条“以番攻番”之计果然又显出奇效，饱受果洛响马侵扰的四川土著士兵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以“打冤家”般一往无前的勇气，朝着果洛人大砍大杀。有了岳钟琪这样的天才指挥官，加之麾下四川土兵极其擅长山地作战，原本险峻的高山隘口对他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天堑顿时便成通途。
　　就这样，以土著士兵为主的清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攻下了敌人四十多个寨子，果洛首领纷纷被擒，余众要么被杀要么逃散要么投降，这一军事行动取得了相当圆满的成功，指挥官岳钟琪也因功得封喇布勒哈番世职——这是一个满语爵位名，汉语意为“骑都尉”，位居王公侯伯子男爵以及轻车都尉之下，“世职”则是说该爵位允许世袭。
　　尝到甜头之后，岳钟琪又依样画葫芦，他奉皇帝和年总督之命，率领由各家土司部队组成的杂牌军，讨伐并战胜了不服朝廷的羊峒番（即今天的旅游名胜九寨沟一带），并在那里设立了南坪营——该地在1953年改称为南坪县，1998年又更名为现在众所周知的九寨沟县。
　　就在这场讨伐九寨沟的军事行动中，一名四川地方武装首领即所谓的“土目”，表现得极其优异。他作战勇猛智计百出，因而深得主将岳钟琪的赏识，两人从此建立了长达二十年的友谊，而这种联系不仅影响了两人的命运，甚至还很可能影响到了帝国的运行轨迹。此人就是日后搅得乾隆朝不得安生，导致大清一名首相和两名总督被杀的牛人——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关于他的事迹，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说，这里不再赘述。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