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5-03-08 20:33:16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举个例子，法家认为“法”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定分止争”，就是说对物资所有权的认定，只有在法律上确定了财货的所有权，那么这件东西才不会引起他人觊觎和抢夺，无主之物则不然。但是在现实中，有很多东西是无法明确地划分所有权的，比如说两户人家的院落中间自然长了一棵树，于是两家为争夺这棵树的所有权开始打官司。法官该怎么判呢？在理智的法官裁决下，无论将这棵树判给谁都是一个昏招，且不说判给哪家依据都不充分。从感情上来说，这棵树判给谁都会让另一家心存怨恨，甚至在以后引发更大冲突，两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种昏招引起的后果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所以此处依据法律判给哪方已经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了，另一个任务是维护邻里间的和谐关系，那么唯有在律法之上辅之道德情理，方能完美解决这个问题。当然遇到那种二杆子人家，就认定那棵树，其他一律不在乎的情况也有。但是最理智的做法还是双方各退一步，将树分享，以图长策。就像戏剧《三尺巷》中所述“千里家书之为墙，再让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时秦始皇”。

　　日期：2015-03-08 20:33:37

　　在这个例子中，道德是以法律的辅助者身份出现的，其作用也是调解利益纠纷，如果双方情感需求也归入利益因素，那么道德对分配利益发挥的效力尤其大。但是当道德的辅助者身份反客为主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也就是说，道德再不是以分配利益为目的，而是跳出了常规利益的范畴，其本身成为了一种“特殊利益”，开始为了“道德”而道德了。道德作为特殊利益能反客为主是有原因的，如果说利益是物质流的鸦片，那么道德就是精神流的鸦片。有句话叫“给予比索取更幸福”，道德以同情和换位思考为情感逻辑导出的谦让美德就是一种精神鸦片，虽然我将利益让给了你，但是在精神上我是给予者，在情感和精神上我是占取主动位置的。无论在物质上你比我富有还是贫穷，在这情感上，我永远是赐予你恩惠的人。道德施舍能满足人的精神饥渴，在主观上让人产生我是世界中心的错觉，被需要和被肯定最容易产生存在感和这种主人翁意识，尤其是对弱者而言。

　　日期：2015-03-08 20:34:00
　　但是物质是精神的底层建筑，没有利益作为根基，上层道德根本无法充实和持久。精神错觉会在与现实社会的对抗中逐渐清醒，之后对物质追求会报复性地增长。当社会道德和利益不再统一，而是两极相对、有我无你的时候，整个社会就开始陷入纠结和精神分裂当中。此时，社会形态最大的特点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国家公信力日益弱化，社会群体之间也越发冷漠和缺乏信任。国家开始走上以经济绑架和武装维稳为常态的恐怖统治。

　　日期：2015-03-09 20:21:25

　　正文更新：
　　统治阶层和官僚阶层对道德和利益的清醒认识要远远超过平民阶层，所以在这两个阶层内部，所遵循的规矩是最能体现名利统一的特点的。清代巨贪和珅，虽贪腐之名早已人尽皆知，但是其在官僚圈子内的“名”却非民间所传的“贪腐”之名，而是有着“收钱就办事”的良好信誉之名。可见在官僚群体中，和珅的信誉之名和办事之利紧紧结合，没有过多的道德包装，没有过多的政治渲染，更没有过多的是非争论，一切都默然于心，显于行而讳于言。另外一个例子，明代首辅高拱用有“贪财“之名的殷正茂平乱也是同理。殷正茂在军事上本是难得的干才，但是其贪婪之名在官场和民间也是“有口皆碑”。两广叛乱时，在群僚一直反对声中，首辅高拱力排众议，点将殷正茂，并用其狠辣的眼光和非常的价值观给同事上了一堂算术课：“我素知殷正茂有贪污之名，但以其才干，我给其十万两白银，即使他贪污一半也可平定叛乱。如果我换做有德无能的人去，虽然没有贪污，但是也难以平叛，到头来战事难了，花费又何止十万呢？”

　　日期：2015-03-09 20:21:58
　　而在平民阶层，则对名有着不同的理解。普通群众很难去同情一个“有行无德”之辈，但是却对那些能力平庸却有着良好私德的人给予了最大宽容。在这点上，统治阶层、官僚阶层和平民阶层是有区别的。但是绝不能说他们价值观有冲突，只能说他们理解深度不同。普通群众内心“存私”，但是却对社会要求更多的公平。内外不调而又缺乏足够的理性支援，造就了一群内外纠结的弱势却又愤怒的群体。他们希望社会出现海瑞、焦裕禄、雷锋等道德巨人来对他们的困境进行解救，但是却对这些人物背后复杂的社会体系缺乏认识和参与的兴趣和勇气。于是在他们眼中，“名”和“事”是脱节的，也就是道德和能力是脱节的，是不统一的。带有强烈感情色彩地将道德考虑在能力之前，其实是一种“寄生”思想，只有在潜意识中缺乏独立创造精神的人才会对他人有着过多的道德要求。因为道德在本质上可以用一句不算恰当的话来形容就是“成全他人，恶心自己”。如果我们希望得到他人的成全，那些我们就会将他人的道德奉献精神作为首先考虑的因素。历史上很多卓绝人物都是天才与魔鬼的化身，其独立精神是藐视传统道德，突破桎梏建非凡功业的重要原因。

　　日期：2015-03-09 20:22:18
　　所以“名”是有两个类型的，第一个类型是和事功紧密结合，另一个则是脱离事功，本身成为一种特殊资源的品牌。两者在初期肯定是紧密结合的，所以名才会被寄托厚望，就像名牌的建立肯定是以产品质量为基础，但是我们又不可能完全将对产品的信任建立在名牌之上。所以第一个名是产品本身，第二个名是名牌本身。前者是统治阶层和官僚阶层所认可的，而后者则更亲睐于平民阶层。对这两种类型的辨识是需要相当的智慧和资源的，很多时候并非平民阶层就不愿意更本质地去区别，实在是有心无力。所以平民阶层在大多数情况下会选择资源耗费更少、更直观的品牌来认识社会形态。在电影《兵临城下》中，在苏联军民普遍陷入悲观时，苏联政府就是通过对主人公的包装宣传，赋予其英雄定义，然后利用其不屈的勇气来鼓舞己方士气。即使主人公在面对强大对手，对自己保持着极大怀疑，但仍然没有选择余地。在政治家眼中，这种刻意塑造的名是一种强大而不竭的资源，对于安慰平民阶层有着不可忽视的力量。而在娱乐圈，通过包装手段“造星”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日期：2015-03-12 10:07:35
　　正文更新：
　　在传统式社会中，“名”的定性往往带着政治色彩，谁能掌控社会话语权，谁就有着给对手定“名”的优势。封建时代，掌握社会话语权的不是统治阶层，也非官僚阶层，而是文人集团。由于文人集团在国家制度下没有确定立场，也就有着更广阔的影响区域和活动范围，无论在平民阶层、官僚阶层、还是统治阶层中，文人集团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