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5-03-17 13:23:12
　　在这件事例中，甲乙两人从经理那儿获得的指示是相同的，换句话说就是接到的“法”是相同的，但是相同的“法”经过不同的主体后，获得的执行结果却差异巨大。如果我用“功率因素”这个指标去描述“法”的实现成效，那么相同的法令在不同的主体下，功率因素是不同的。
　　作为统治者，他希望他的指令能得到下层完全、彻底的响应，有时候甚至要求下属能洞察上级潜在意图，完成上级不好启齿或没有及时想到的事宜。所以功率因数的上限绝非百分之百，优秀的统治者可以将“法”的功率因数无限放大。而优秀的官僚层也能及时洞察统治者最隐秘的欲望，不漏痕迹地给予积极响应。
　　日期：2015-03-18 20:04:22
　　我知道很多朋友不屑于谈权谋，他们认为那是产生腐败的根源，其实这些人根本不懂什么是权谋。
　　权谋讲的是阴阳协调，讲究的是道德和利益协调，讲究的是欲望和使命协调。健康的权谋，应该是接受现实存在，不回避任何黑暗的角落，不轻视任何光明的可能，将所有能对输出有影响的因素尽可能完全地考虑进去，众横捭阖，长短不拘。
　　勾心斗角不是权谋，权谋是认识观，是给你开天眼，让你洞穿看似混沌的迷局，让你惊喜地发现身边很多看似平常的人和事，都是可以利用的珍贵资源。

　　日期：2015-03-19 14:25:02
　　正文更新内容：
　　吏治败坏的主要表现就是政令不畅，功率因素极其低下。所有的官僚阶层消极待命，欺下瞒上，所有的行事标准都是根据自身能从所行事宜中获取多少利益而动。所以统治者为保证政令得到有效执行，在“法治”以外，还要辅之以术。根据不同特性的人群，提高功率因素的常规方式有二：一曰“不对称恩遇”，二曰“可控性党争”。
　　日期：2015-03-19 14:25:38
　　不对称恩遇和可控性党争乃是长短互补之术，一牵一驱，见机而择。大凡世上之人，有重恩义，受滴水之恩则涌泉相报者，也有薄情寡恩、临危忘义者。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恩遇还是党争，都是作为法治辅助者的身份出现的，如果恩遇和党争反客为主，只会导致小人侍宠失控，国家生产瘫痪。

　　日期：2015-03-19 14:26:08
　　恩遇，或者可以称为“不对称恩遇”，之所以能跳出趋利避害从另一个角度调动人的积极性，其秘诀就在于“不对称”。
　　能用恩遇来促进功率因素的群体，在传统文化中有着独特的称谓，那就是“士”。
　　“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在最初时期，士是封建社会的基础贵族。正是因为其基础性，于是在后来发展演变时，就有了区别于非士群体的概念。其后“士”又衍生出武士和文士之别，再往后衍生类则更多，像逸士、智士、志士、修士、策士，辩士等等。“士”在出现之初是和政治地位紧密相连的，但是随着历史发展，“士”逐渐成了基于人性意志和品格作为的人格塑造。即使远离政治的白身布衣，在面对抉择时也可以表现出“士”之精神，即使是平凡的百姓，在危机时刻也可以体现出“士”之勇气。

　　日期：2015-03-19 14:26:30
　　在我看来，凡是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人，就可成为“士”。
　　第一个条件叫做价值是非的定性。可以称得上“士”的人，也许其本身没有多少政治地位，事业也无多少成就，但是其价值观是明确的，其人格是独立的。寄生思想和独立人格相生相克，此消彼长。只有根除意识中的寄生思想，才能锻造独立人格，也才可以称作“士”。
　　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对自身价值有着深刻自信，甚至到自负的地步。正是因为其独立性，这类人重视自身价值是否获得社会认可而不大在意世俗道德，在人群中他们往往是孤独的行者。他们期望世人能看到他们的存在，肯定他们的价值，理解他们的孤独。具有这种人格的人，随着所遭遇的社会待遇的不同，渐渐地出现了分化。
　　那些处在包容度较大的社会环境中的“士”，开始靠近社会道德、走近社会规范，将他们独特的价值融入了社会体制中。但是其独立的人格仍将继续影响着他们，让他们在泥淖般的俗世中保持着“和而不同”的质感。这类人春秋有范蠡，明朝有于谦，清有左宗棠。
　　而那些遭遇社会冷遇，在世人嘲讽欺凌中成长起来的“士”，有的养成了桀骜不驯、任侠仗义 、快意恩仇的性格，而有的则变得狭隘偏激、恩怨分明、睚眦必报。前者有荆轲、郭解，后者有豫让、主父偃。
　　日期：2015-03-22 19: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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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作为“士”的第二个条件就是牺牲精神，或者叫烈士情节。

　　人格独立者，天生具有使命感，或者说他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眼中，生命的真义不是寿命，而是使命。所以为了他们所认可的价值和信念，他们随时可以牺牲财产、自由甚至生命。晚晴维新志士谭嗣同在临刑前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就是这种人生态度的真实写照。
　　日期：2015-03-22 19:23:46
　　人固有一死，死有何惧？所畏者，碌碌终生，茫然若失。
　　对于这样的群体，他们心中都有着独特的价值体验和生活目标，如果在进行社会管理的过程中，能对这个群体表示理解和肯定，并将这群人的目标和整体目标适当融合，就能够极大的提高功率因素。

　　那么在赏识和肯定的过程中，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恩遇的“不对称性“呢？
　　日期：2015-03-22 19:24:26
　　孟子在儒家中虽有“亚圣”的称号，终其一生却毫无“中庸”的觉悟。其有名言曰：“君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君以路人待我，我以路人报之！君以草芥待我，我当以仇寇报之”。 在讲究伦理纲常的封建时代，在其后的统治者眼中，孟轲这段言论是相当反动的，但是这段话却赤裸裸地道出了“士”之阶层的价值标准。
　　日期：2015-03-22 19:25:04
　　凡是具有独立人格的群体，都有着众人平等的潜意识。而“等价交换”就是“士”这个阶层恪守的行事原则。在既定的体系中，虽然人人位置主从有别，但是人格没有高下之分，责任之内，我虽为从，却非奴。我所得到的源自我的价值和你的需求，凡是我价值以外的收获，皆是“嗟来之食”，虽死不受，既受必偿。
　　这种“既受必偿“的价值标准，就是我们用“不对称恩遇”来调控“士”之阶层功率因素的理论依据。
　　日期：2015-03-24 13:4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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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整体上有着“重义轻利”的特性，所以“不对称恩遇”更注重精神赏识和价值肯定，恩遇中蕴含的情感投资要远远超过利益投入。
　　“门客家臣义莫俦，漆身吞炭不能休。中行智伯思何异，国士终期国士酬。”春秋时期，赵襄子灭智伯，然后分割智伯财产和国土，并将智伯头盖骨漆成酒器以泄恨。智伯家臣有叫豫让者，为酬智伯恩遇，漆身吞炭刺杀赵襄子，事败后，赵襄子询问豫让：“你侍奉智伯前，曾侍奉过中行氏和范氏，其后他们为智伯所杀，你不仅不为他们报仇，反而托身于智伯，如今智伯为我所杀，你为智伯不顾性命几番刺杀我，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