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交替之间，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但作为割据东南的吴越国，还维持着唐代与日本的海上往来。当时日本处于平安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因此在日本航线航行的船舶都为中国船。五代时，去日本的海船，主要是从明州出发，横渡东海直航日本值嘉岛，然后再航进博多港，与唐代赴日南路航线完全一样。海船一般在夏季开往日本。在日本避过台风季节以后，八九月份返回明州。当时日本对中国的通商已经比较消极，不比唐朝的繁盛。

　　到了北宋，日本藤原氏执政时期仍旧闭关锁国态势，中日航海贸易宋朝唱独角戏。到了南宋日本幕府又恢复了同中国的贸易，中日航海贸易再次繁荣。
　　（1）北宋日本航线
　　北宋对日贸易的港口是明州，还有泉州以及江苏华亭。明州是对日的贸易量远远高于另外两个港口。日本的主要港口是博多，当时日本在博多港内整修了一座长袖形状的人工港，日本称作“袖凑”，就是为适应与宋朝进行航海贸易而开设的。北宋对日航线是从明州出发，横渡东海，到达日本值嘉岛，再转航到筑前的博多港，仍旧是沿着南路航线航行，与唐朝及五代的渡日南路航线完全一样。往来于这条航线上的宋船，一般能搭乘六七十人，在夏季或秋初趁西南风赴日，回程日期未见记载，大概在初春季节，东北信风的末季返航。全程的航期可见于1072年宋海商孙忠船的记载，他是三月十九日从日本松浦郡壁岛(今加部岛)出发，二十五日到达苏川，全程航期用了七天。

　　（2）南宋日本航线
　　南宋与日本往来的港口，和前代一样，仍在两浙地区的温州、明州、秀州及江阴军等地。到绍熙元年(1190年)撤消了杭州市舶务，庆元元年(1195年)又撤消了温州、秀州，江阴军的市舶务，只保留了明州市舶务和广州市舶务。但在绍熙四年(1193年)和庆元五年(1199年)，仍有个别日本海船驶进秀州和汀阴港的记载。有时也有日船驶进泉州港。不过宋朝接连撤消各地市舶务以后，官定的对日通航港口便只限于明州一个地方了。日本港口只剩下博多一个港口，原来日本遣唐使的出发港值嘉岛，这时已成为港外的停泊地了。南宋中国到日本的船舶选在五六月分开航，从日本回中国的船只选在三四月分返航，说明当时对信风规律的掌握已经很准确了。

　　3.3.3宋代高丽航线
　　宋代对高丽主要有两条航线。
　　北线：从山东莱州出发，横渡黄海，用两天可到朝鲜半岛西南海岸的瓮津。比唐代的高丽渤海道便捷。南线：从明州出发至朝鲜西岸礼成江碧澜亭。约15天左右可到达。
　　宋代高丽遣宋使57次，宋使往高丽30次。两国来往很多。中朝间的贸易起初是双方官府通过朝贡和特赐的方式进行。后来才逐渐发展为民间贸易。北宋多次向高丽赠送礼服、乐器、金器、银器、漆器、川锦、浙绢、茶、酒、象牙、玳瑁、沉香、钱币等。高丽也多次向北宋赠送良马、兵器、弓矢、人参、硫磺、药材等。宋代到中国留学求法的高丽僧人很多。这些都促进了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日期：2012-05-04 20:31:28
　　3.4 唐宋港口
　　3.4.1 广州
　　3.4.1.1 唐朝广州
　　广州是战国时期就存在的古港。随着唐代的政治经济稳定发展，广州港是唐朝进出口贸易最为重要的港口。唐开元二年(714年)，在广州设立了市舶司；贞元年间（785-805）来港船舶数量增加，贸易额大增，原先的市舶司位卑权轻，无法胜任管理港市的任务，朝廷就将市舶司升格为 “押蕃舶使”，主管对外贸易以及外国商贩。

　　唐代中期以后，一方面由于政局动荡，另一方面由于广州港官员贪污勒索到港的番商；在安史之乱后广州港开始没落，一年时间靠港的外轮仅4、5艘（西域舶泛海至者，岁才四五艘）,769年李勉出任广州刺史，强调清廉之风，并对当事广州港官员进行整风行动。经过6年的“调养”在李勉离任时广州港已经恢复年40艘的外轮数量。但李勉一走，港口官员压抑已久的勒索欲又爆发出来，番商受不了屡次的勒索都将船舶改靠交州港，广州又经历了一次萧条，以致于岭南节度使建议将市舶司迁到交州。这样的局面直到大和8年（834）唐文宗李昂卜了’‘病愈德音”诏，规定除舶脚、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税收。这才使得广州港恢复了往日的繁荣。

　　乾符五年(878年)，黄巢军攻占了广州，在被血洗之后广州从此一蹶不振。
　　3.4.1.2 宋朝
　　北宋在平定盘踞岭南的南汉政权后，就重建了广州市舶司，就是看中广州同东南亚以及阿拉伯的贸易门户作用，当时两浙和福建还未划入北宋版图，所以广州是北宋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广州进口的货物要从北江走韶关、江口到南雄，再陆行通过大庚岭运至南安军，复由水路运到汴京(开封)。
　　北宋吸取唐朝广州官员勒索贪污的教训，在选拔广州市舶司的人选上慎之又慎，一定是品行端正的官员才有资格担任。首先推选出三个候选人，每个候选人都必须有三个朝廷官员举荐且签名保证其品行，再上报枢密院择选，从宋朝对选拔市舶司官员的重视足以证明北宋想重整广州港的决心，效果很显著，广州港再次恢复之前的繁华。
　　到了南宋广州仍是全国第一大港，按照市舶司官员的说法，海上贸易运输给国家的盈利要远远高于陆上运输。定居广州的外地人越来越多，且贸易量和贸易额都很大。为了保证市舶司的购买乳香、药物的资金（市舶司可按标准购买贸易物品，称为博买），特别规定了除了市舶司外不准任何官员动用这笔资金。

　　宋朝的航海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3.4.2 唐宋广州外围港
　　（1）比景
　　阿拉伯著名旅行家伊本考尔大贝，曾著《道程和郡国志》一书，记载唐代通西方的航路 说是船离广州后航行四天便到比景，比景就是汉代的日南郡。从汉代到宋朝都是来往中国船舶途径南海的必挂港口。比景作为广州的外围港，其重要作用在于它是船舶在航途中的避风港。即在西南信风期间，越南半岛中、南部以东海域〔约当北纬14一21之间)为台风盛期，不利航行。在4月份又是这一区的季风变换不定期，另外，湄公河有一股向南的海流流向巽他海峡。在昆仑岛还有一股向北流向海南岛的海流，与厂州湾向西南和东南流的两股海流，在海南岛以来相遇，形成一股强流，同样对航行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这一地区的复杂海况。航行船舶遇到气象变化不便航行时，便就近到比景寄泊。

　　（2）琼州、吉阳军、万安军
　　自从比景脱离了中国管辖后，位于海南岛上的琼州(今海口)、吉阳军(三亚港)、万安军(今万宁) 便成为了广州的外港，中外船舶都在这里靠泊交易。据《诸番志》记载泉州和广州的船舶也经常载运粮米、瓷器、纱绢等货来此交易。在琼州、吉阳军等港也有众多的阿拉伯海商群居的村落。
　　日期：2012-05-06 14:05:14
　　3.4.3 泉州
　　南朝时期，印度僧人拘那罗陀于陈武帝永定二年（558年）和陈文帝天嘉六年（565年）两次到泉州，在泉州西郊九日山上翻译《金刚经》，后由泉州乘船到棱加修国（今马来半岛）和优禅尼国（今印度）。随着中国南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泉州港的海外交通日益繁荣。唐代，泉州、广州和扬州等，并称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大港口。

　　唐王朝特在泉州设参军事，管理海外交通贸易事宜。唐代来泉州贸易的外国商人主要是阿拉伯和波斯人，还有东南亚以及印度、埃及、日本、朝鲜等国家和地区的人。7世纪初，阿拉伯正式派遣使节来中国，随后来者日多。“至武后时（684～704年），阿拉伯人经商于广州、泉州、杭州诸良港恒数万”。当时泉州港也因“南海蕃舶”常到，而“岛夷斯杂”，出现了“市井十州人”的盛况。为了表示对外商的关怀，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年），特下令保护广东、福建的外商，规定“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