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8-16 20:36:09
　　那年冬月十二，文化部下放的干部、干事开始分批返京。在一片欢嚣和沸腾的锣鼓声中，京城的同志们乘村委事先挨家挨户安排好的牛车、马车，在抚宁县城聚集，然后，被大轿车和解放卡车送到了火车站，搭乘开往北京的特快专列。那天，正好是冬至节，也是全年日光照射最短、黑暗夜幕最长的一天。
　　因为婚事，父母下放的晚，返京时，被安排到了第二批。
　　他们搭着金家的牛车进了城。离村前，小两口一再蜿蜒谢绝，让朴大妈在村口留步，可老人家死活不应，硬是随老金头的车，把孩子们送进了城。一路上，老金头没说几个字。可是，朴大妈却千叮咛、万嘱咐，说个不停。别忘了咱乡下人，有时间回家看看。有空，写几个字儿，给家里捎个话。母亲握着阿妈妮的手，就像朝鲜电影里的演员，一路上，伤心的不停地哭。到了县城，眼睛已经哭得像双兔子眼，通红、通红的。

　　那天，是圣诞节，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和往常没啥两样。唯独抚宁镇的小教堂里，却灯火辉煌。里面做着弥撒，点着蜡烛、弹着管凤琴的音乐。一些白发苍苍的虔诚信徒，三五成帮地手持黑皮圣经，在祷告和做礼拜。送北京客人去火车站的那辆大轿车，就停在小教堂的马路对过。
　　上车前，母亲和朴大妈依依不舍地抱在了一起，一个不停地哭，另一个咯咯地笑。俩人上了车，从车窗里向两位老人家挥手致意。老金头吼了一嗓子：闺女，甭一进城就忘了你乡下的娘。老两口站在那里，挥着手，直到载他们的车子在远处尘土飞扬的地平线上消逝后，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当母亲回到北京，第一次跨进舍饭寺花园饭店的大门槛，再次步入海棠院时，眼前家里的二层小洋楼，是那样的熟悉，同时，也是那样的陌生。那时，她已不是昔日的大家闺秀，而是一个流过产的女人；身着打扮，也酷似一个黑瘦的地地道道乡下人。一次在院子里，她与自己的母亲老远打了个照面，老太太误以为眼前的妇人是收废品的小阿姨，与她打起招呼。走近一看，才恍然大悟，彼此尴尬地避开了对方的视线，灰溜溜地悄然离去。看到自己女儿那副窘相，外婆按耐不住心酸，私下里难过地落了泪。

　　回京后，迎接他们的，不是胜利的庆功宴，而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空前的困难时期。一夜之间，举国上下从粮食储备过剩，变成了粮食紧缺。一场全国性的粮荒，席卷了整个中华大地。
　　哥哥就是在那个最困难年代出身的。当时，母亲每月的工资仅仅十八元，整天为柴米油盐犯愁。家的粮袋里，常常是空荡荡的；油瓶里的食用油，也只剩了个底儿。在从北影厂下班回家的路上，母亲在路旁挖些野菜，回家后，在干锅里煸炒后，用来充饥。肚子里，没有一滴油水；**里，也挤不出一口奶。一天，哥哥的脸色发青，嘴边吐着白沫，晕死过去。带哥哥的那个北方阿姨实在看不下去了，偷着跑进了海棠院，跪在外婆的门槛前磕头，求救。求求您了，老太太。菩萨心肠的老祖宗，开恩啊。好面子的外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这才勉强地将门开了个缝，让自家的佣人递给了阿姨一瓶为高干家庭特配的鲜奶。　

　　京城的人们走后，河西村失去了昔日的热闹与喧嚣。在次年腊月的日子里，整个村落，变得更加沉默与寂静。老金家的院子里，失去了往常的生气，变得宁静，甚至有些压抑和死气沉沉。虽然去年全村人如火如荼地大干了一场，粮食生产，不仅没有提升，与前年同比，还逊了一筹。这使公社领导和村委很为难。可指标定了，大话也说了，就像是拉出去的屎，已经缩不回去了。村委关起门来一商量，还得硬着头皮、挺着胸脯，报喜不报忧，虚报了每亩干谷八百斤的成绩，按征收计划，上交了一半。

　　这么一来，村子里的粮仓，几乎被腾空了。
　　听了这消息，老金头火了。他妈个逼。你们他娘的应付了指标，可咱咋办？等着喝西北风去？自从东北双兄弟入关，在沿渤海湾的南戴河低洼盐碱地里种植了水稻，河西村，一直是抚宁南部平原赫赫有名的鱼米之乡。可如今，牲口有稻草和秕糠，可大活人，却愁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村子里，开始流传风言风语，说老金头在大跃进中情绪消极，抵触水稻高产，拖了公社的后腿。有人甚至怀疑他是南朝鲜李承晚当局安插下来的特务，故意在暗中搞破坏捣乱。这些流言蜚语和造谣诽谤气得老金头浑身发颤，就连握着烟斗的手，也被气得不停地哆嗦。朴大妈看他那愁眉苦脸的样子，劝他去找村委的领导谈谈心，可他像头倔牛，死活不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