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分析：刘宏执政的168-183年间，全国发生大规模的天灾合计13条。
　　瘟疫：4条，其中有3次朝廷安抚百姓的记载（送药）。
　　水灾：3条，一次洛水（属河南），一次金城河（属凉州），一次是175年，这次最大，有七个郡国受灾。据《五行志》刘昭注引袁山松《后汉书》载，受灾地区为山阳、梁、沛、彭城、下邳、东海、琅邪。分别属于兖州、豫州、徐州等地。
　　旱灾：4条。政府均无赈灾举动。其中175年那次，朝廷有安排人到名山求雨的记载（竟然真下雨了）。（见《五行志一》刘昭注文）
　　虫灾：2条。其中175.6关中三辅等地区的那次螟灾，政府出台了减租政策【范书《灵帝纪》：六月，弘农、三辅螟。遣守宫令之盐监，穿渠为民兴利。令郡国遇灾者，减田租之半；其伤害十四以上，勿收责。】。
　　如果说天灾影响到老百姓，以至于老百姓去参加太平道，我想，唯一那就是182.2那次瘟疫。按范书《皇甫嵩传》记载的太平道的活动，张角就是在瘟疫肆虐之时，以推广“喝符水”的“医术”得以发展壮大太平道，而且此次没有政府参与赈灾，所以很容易联想到张角从中出力不少，从而获得拥戴。
　　其次，就是182年和183年连续两年的旱灾，从原文看，政府也没采取任何行动；旱灾的范围有多大，受灾百姓有多少，都没有记载。
　　我们都知道：旱灾之后常有饥荒；而这个时间段（168-183年），竟然没有一条饥荒的史料。我们有理由相信：要么是旱灾的影响范围小，要么是政府赈灾有力。

　　就整体情况而言，并非像后世史家塑造的那样“百姓民不聊生，而政府根本不管百姓的死活”。因为史料中记载的：政府送药、减免租税、求雨、修运河都是铁证，这些都是抹杀不了的！
　　日期：2015-05-30 07:47:29
　　4.1.3 评袁腾飞的说汉末三国
　　本节内容由上两节内容的衍生而出，也可以完全当成独立一篇。本节将专门批袁腾飞在其大作《袁腾飞说汉末三国》中肆意抹黑灵帝刘宏的内容。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捎带上易中天教授？那是因为易教授只在《品三国?能臣之路》中顺带黑了一下刘宏，而袁老师则长篇大论黑了一大段，正所谓“言多必失”，所以我稍稍整理，就成了这一篇了。
　　袁老师先说的“羌乱”，原文：羌人的仇恨日益深切，其对东汉朝廷的反抗更是此起彼伏。桓帝以前，羌人就爆发了三次大规模暴动。东汉朝廷为了镇压羌人的反抗，十余年间花费了八十余亿铜钱的军费，结果呢？“诸将多断盗牢禀，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货赂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后汉书?西羌传》）这笔巨资最后大都被将领截留，用来贿赂皇帝的近臣了。可怜士卒不被体恤，枉死者不计其数。东汉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袁老师谈到的内容出自范书《西羌传》：自永和羌叛，至乎是岁（永嘉元年），十余年间，费用八十余亿。诸将多断盗牢禀，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货赂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
　　——原来这是描述顺帝（刘保）执政时期从永和三年（138年）至永嘉元年（145年）的羌乱。
　　以145年起计，距离184年有39年，这种“近40年前的羌乱”，能证明灵帝执政期间，在黄巾之乱前有“羌乱”吗？
　　能证明“近40年前的羌乱”就是引发“黄巾起义”的诱因之一吗？
　　实际上，刘宏登基后，从168至169年，段颎率军连续作战，最终平定羌乱，从169年至183年，羌人未再叛乱，这是铁的事实。袁老师讲“羌乱”完全是为了凑数。
　　日期：2015-05-30 07:48:32
　　再看我在上一节列的军事行动条目，大家可以看出：鲜卑连年寇边，超过军事行动的半数以上。
　　袁老师也知道鲜卑犯边，于是接着说：除了羌族，其他少数民族也纷纷揭竿而起，反抗东汉朝廷的残暴统治。顺帝末年“扬、徐剧贼寇扰州郡，西羌、鲜卑，及日南蛮夷，攻城暴掠，赋敛烦数，官民困竭”（《后汉书?皇后纪》）。东汉朝廷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隐患重重，而其中最大的隐患则是鲜卑。史书记载，鲜卑寇边之事连年不断，搞得朝廷手忙脚乱，疲于应付。
　　袁老师还是没有忘记顺帝时期（建康元年，144年）的叛乱（扬、徐剧贼），这种40年前的叛乱，不提也罢。而真正发生在灵帝的“内乱”，在上一节我已经全部列出分析了，袁老师可能翻过书，发现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史料，那我们真不怪他。而在“鲜卑寇边”这个症结之上，可惜他缺乏探讨历史问题的敏锐力，匆匆一笔带过，无法扩展详述。

　　说回来，袁老师最拿手的表演还是“借古讽今”，对“社会不公平发出强烈控诉”，例如他在其大作中“控诉”道：一个县令，基层干部，都能贪污几千万，弄几十套房，养好几百人伺候他，而老百姓呢？盖不起房，上不起学，连大夫都请不起。社会基尼系数突破了0.5，3%的人占有了97%的财富，这样的社会不出问题才怪呢！
　　这个“县令贪污几千万”的事大概是范书《盖勋传》中的“长安令杨党案”（见后文“4.4.3蹇硕与盖勋”），原文中可没有什么“几十套房”和“养好几百人伺候他”的记载，全是袁老师“发挥”出来的。如果请袁老师说出“3%的人占有了97%的财富”出自何处，“基尼系数突破了0.5”又是如何算出来的，估计他也只能干瞪眼。
　　再看袁老师摘录史料本领：东汉末年，民生凋敝，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命都维持不下去的时候，人伦惨剧就要上演了。《后汉书?桓帝纪》记载，夏四月“京师旱，任城、梁国饥，民相食”。四年后，“二月，司隶、冀州饥，人相食”。
　　第一条是元嘉元年（151年）的事，第二条是永寿元年（155年）的事。我还要提醒大家是：原文后还有“敕州郡赈给贫弱。若王侯吏民有积谷者，一切貣十分之三，以助禀贷；其百姓吏民者，以见钱雇直。王侯须新租乃偿。”的记载，给他省略了，大概是为了暗示政府不作为。
　　日期：2015-05-30 07:49:29

　　话说回来，桓帝时期这两条“人相食”惨剧的记载，是铁板钉钉的事，只能反映桓帝时期的天灾及社会不稳定。我还是那句话：几十年前的事能证明灵帝时期也是这样吗？
　　袁老师为了能找到灵帝时期有“人相食”的记载，煞费苦心，最终在《灵帝纪》中找到这么一条内容：（建宁）三年（170年）春正月，河內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
　　这事会是饥荒引起的吗？范晔在前面《桓帝纪》里写那么多“人相食”，后面《献帝纪》也有，为什么偏偏在《灵帝纪》就玩起“春秋笔法”了呢？真的要是饥荒引起的，政府还有空研究是谁吃的谁？在《五行志一》刘昭为此事作注，也未认为这是饥荒引起的吃人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