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这是两起独立的关于“吃人”的刑事案件，和饥荒无关！
　　退一步说，就算这两个家庭是因为饥饿引发的惨剧，能代表整个社会出了问题吗？大家用百度去搜索一下“吃人案件”，可以看到很多案例，且大多发生在现代西方社会的。这能说明相关西方国家正在闹饥荒吗？袁老师拿“吃人案件”当成饥荒来大书特书，他真是把历史当成任他打扮的“小姑娘”了。
　　袁老师后来又提到：“孩子一生下来就要杀掉”。他未给出史料，我也不知道他从哪看来的，想来想去，估计是雒阳连体婴事件。

　　原文为《五行志五》：（光和）二年（179年），雒阳上西门外女子生儿，两头，异肩共胸，俱前向，以为不祥，堕地弃之。
　　这是说雒阳城上西门外一户人家生了个连体婴，家里人认为不吉祥，就把孩子给扔了（或是摔死了）。忧国忧民的袁老师为了刻画东汉末年不和谐的社会环境，把这事捡起来说。
　　刘宏于168年登基；171年元服后正式参政；172年太傅胡广逝世，刘宏肯定亲自问政，且本年窦太后逝世，灵帝母董太后也开始干政。真正要去考核刘宏的执政水平，应该从172-189年这个时间段来看，脱离了这个时间段去旁征博引，都有滥竽充数的嫌疑。
　　在刘宏执政的172-183年之间，没有羌乱，没有饥荒引发的“人相食”——这就是我为大家还原的历史真相。
　　日期：2015-05-30 07:50:21
　　4.1.4 前因探究

　　之前在志吧发文，很多网友认为我在“黄巾起义”起因这个问题上，过于“偏袒”刘宏。为公平起见，我还是辑录了一批史料，汇成一节，从另外的视角审视“黄巾之乱”前的社会矛盾。
　　通过前文介绍，大家应该明白了所谓“羌乱”、“天灾”等因素并非是引发“黄巾之乱”的主因；若非要强调某些社会因素促成“太平道”的发展壮大，我们不妨把眼光集中到其他社会问题上来。
　　第一个话题：土地兼并。汉末著名思想家仲长统在《损益篇》中就对这个社会问题做了系统性阐述，他认为“土地逐渐集中在地方上少数权贵手里”是造成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之一。
　　仲长统说：井田制（商周时所推广的土地所有制度）被废除之后，土地兼并没有被限制而是任其无限发展，致使地方上豪族做大做强，甚至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范书《仲长统传》：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埶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虽亦由网禁疏阔，盖分田无限使之然也。】；

　　仲长统又在《理乱篇》描述了汉末地方豪族的奢靡之态：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

　　其次，仲长统在《损益篇》中还认为分封到各地的郡王也是社会不稳定因素，说他们对朝廷有图谋叛乱之心，对地方有鱼肉百姓的残暴行径【范书《仲长统传》：于是骄逸自恣，志意无厌。鱼肉百姓，以盈其欲；报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轨之奸，下有暴乱残贼之害。】。
　　地方上有豪族和郡王等权贵们掠夺百姓财富，追根溯源，这是东汉开国时就有的事，而在桓、灵二帝执政时期进入朝廷高层的宦官们，也在地方上加入了掠夺百姓财富的队伍之中。
　　中平六年（189年），董卓领兵进京时向朝廷上书，其中内容就有指责张让等宦官乱政，并说连雒阳周边等郡数百万（亩？）的沃田被宦官霸占了【陈志《董卓传》裴注引《典略》：臣（董卓）伏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黄门常侍张让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并据州郡，一书出门，便获千金，京畿诸郡数百万膏腴美田皆属让等，至使怨气上蒸，妖贼窎起。】。
　　综合起来，我们可见在汉末之时，“郡王+豪族+宦官”成了掠夺、聚集地方财富的主力，甚至弱化了国家权力。
　　日期：2015-05-30 07:52:18

　　何兹全（下称：何教授）在《三国史》开篇介绍黄巾起义的时代背景时，对“土地兼并”问题做了引申，认为“土地兼并的无限制发展也造成了流民问题”【农民失掉土地，在农村没法生活，只有游荡于社会，麇集于城市。从西汉开始，流民问题就是社会上的大问题。】，这个观点，我仅是部分赞同的。
　　何教授认为“官商勾结”导致了农民失去土地，农民因此被迫转移进城市，以手工业、从商谋生；当城市的饱和度达到上限（生产力过剩）时，又有大量城市人口被迫走上了流亡的道路，这时候唯一的生路就是做强盗【《汉书?鲍宣传》：民流亡，去城郭，盗贼并起。】。
　　何教授为了强调“土地兼并”和“流民问题”是个顽疾，写道：自东汉建国，流民就一直不断。安帝以后，越来越严重。“黎民流离，困于道路”，“弃捐旧居，……穷困道路”，“老幼相弃道路”，“人庶流进，家户且尽”，“万民饥流”，“民多流亡”，“百姓饥穷，流冗道路”（《后汉书》和帝以下各帝纪）这一类的话，真是史不绝书。
　　实际上，何教授举例的这七条关于“流民”的记载是有断章取义的嫌疑，我们来看看原文如何。
　　1.【黎民流离，困于道路】→范书《和帝纪》：（永元十二年，100年）三月丙申，（汉和帝刘肇）诏曰："比年不登，百姓虚匮。京师去冬无宿雪，今春无澍雨，黎民流离，困于道路。……“
　　——原来是连年歉收，百姓缺粮而走上流亡讨饭的道路，刘肇下诏给饥民放粮赈灾。

　　2.【弃捐旧居，……穷困道路】→范书《安帝纪》：（永初元年，107年）（十一月）戊子，（汉安帝刘祜）敕司隶校尉、冀、并二州刺史："民讹言相惊，弃捐旧居，老弱相携，穷困道路。其各敕所部长吏，躬亲晓喻。若欲归本郡，在所为封长檄；不欲，勿强。"
　　——原来是司隶、冀、并三州百姓听信谣传而走上流亡之路，刘祜下诏让地方政府官员亲自去安抚百姓，劝其返乡。
　　3.【老幼相弃道路】→范书《安帝纪》李贤注引《古今注》：（永初二年，108年）时（正月）州郡大饥，米石二千，人相食，老弱相弃道路。
　　——这是饥荒引起的流民，甚至出现了“人相食“这样的人道主义灾难。
　　4.【人庶流进，家户且尽】→范书《樊准传》：时饥荒之余，人庶流迸，家户且尽，准课督农桑，广施方略，期年间，谷粟丰贱数十倍。
　　——这是樊准担任冀州钜鹿郡太守期间的记载，约在108年之前，钜鹿郡因为饥荒导致百姓流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