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万民饥流】→范书《安帝纪》：（永初二年，108年）秋七月戊辰，（汉安帝刘祜）诏曰：昔在帝王，承天理民，莫不据琁机玉衡，以齐七政。朕以不德，遵奉大业，而阴阳差越，变异并见，万民饥流，羌貊叛戾。夙夜克己，忧心京京……

　　——这里记载的“万民饥流”就是本年正月出现的饥荒事件。
　　6.【民多流亡】→无法考据出处。
　　7.【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范书《桓帝纪》：（永兴元年，153年）秋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甚。诏在所赈给乏绝，安慰居业。
　　——因为蝗灾和水灾引起以冀州为主的流民事件，有数十万户背井离乡。
　　大家看到了吧？何教授举例的“流民事件”实际上都是因为天灾、饥荒、谣言等因素导致的，并非“土地兼并”所致。

　　同样的，何教授在范书《灵帝纪》找不到“流民”这两个字，于是将（181年）司徒杨赐与掾吏刘陶商议的内容作为佐证【范书《杨赐传》：（杨）赐时在司徒，召掾刘陶告曰：“张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何如？”】，何教授以“简别流人”这四个字认定太平道教徒中有流民，并反证流民是参与太平道的主力军，至此形成其观点链：官商勾结→土地兼并→流民→太平道（黄巾之乱）。

　　日期：2015-05-30 07:54:03
　　我在前面已证明了何教授所列举的史料有断章取义的问题，他认为“土地兼并→流民”这个因果关系并没有具体的史料依据，甚至其收集关于“流民”的史料都是来自于西汉、东汉早期的记载，与袁老师的方式一样，无法找到灵帝执政时期的记载（172-183年），只能拿几十年、上百年前的记载充数，这样很难让人信服。
　　当然，我还是比何教授厉害一些（偷笑~），我就找到了一条汉灵帝执政时期的流民记载。时任颍川郡太守王立安葬客死颍川郡的流民遗体，蔡邕为他做的颂词：哀此骼骴，惋彼孤魂，遭水为泥，逢风成尘，殓以时服，葬于洛滨（见《北堂书钞卷?第39?政术部13》）。原标题为《颍川太守王立义葬流民颂》。
　　我以为：在灵帝执政时期，流民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何教授提出的“土地兼并→流民”这个因果关系是要打问号的，甚至于“土地兼并→流民→太平道”这条观点链条也是其想当然耳。退一步说，我也不否认这其中的可能性（肯定有失去土地的农民参与太平道），我只是否定这条观点链条为“太平道发展壮大”的主因，所以我只能部分认同。
　　再者，何教授可能对宗教发展的传播方式感受不深，简单的认为太平道教徒中有流民，就认定流民为其主力。实际上，大家都应该知道基本上所有的宗教都会有“传道人”的存在，哪怕是在信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很多宗教传道方式，仍然是靠人力流动传播的【范书《皇甫嵩传》：（张）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
　　所以说，有部分太平道教徒离开原籍，去全国各地传道，这是宗教活动的具体体现而已，并非因为教徒本身为流民所致。我甚至可以说：反而正是太平道的传播造成了一部分的流民现象【范书《皇甫嵩传》：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杨数万人，期会发于邺。】。
　　我们再来看史料记载中，真正对“土地兼并”现象描述了什么具体后果。

　　汉末南阳郡世家郑泰家有四百顷田，家里有钱，但是食物却不足【陈志《郑浑传》裴注引张璠《汉纪》：（郑泰）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而食常不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土地虽然大量集中在地主手里，而地主却缺少劳动力去耕作！
　　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何不愿意承担田租去种田呢？孙吴皇帝孙休给了我们答案：来自地主的田租和政府的税赋太重了！导致务农的利润太少，所以农民宁可放弃务农【陈志《孙休传》：（永安二年）（259年）（三月）（孙休诏：）……夫一夫不耕，有受其饥，一妇不织，有受其寒；饥寒并至而民不为非者，未之有也。自顷年已来，州郡吏民及诸营兵，多违此业，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良田渐废，见谷日少，欲求大定，岂可得哉？亦由租入过重，农人利薄，使之然乎！……】。

　　看看，孙吴的农民、甚至官员、士兵，改行从商，因为从商比务农更容易填饱肚子、更有利可图。而孙休对此提出改革建议是：“今欲广开田业，轻其赋税，差科强羸，课其田亩，务令优均，官私得所，使家给户赡，足相供养，则爱身重命，不犯科法，然后刑罚不用，风俗可整。”。
　　说回来，郑泰的弟弟郑浑在汉末及曹魏担任地方官时，就非常注重开田安民，大概是他也看出症结所在吧。如果让地方豪族、世家这些既得利益者把兼并的土地吐出来，无异于与虎谋皮，所以，在土地资源仍然富余的情况下，由政府牵头，组织失去土地的农民开荒种田，并降低税赋，安抚农民，这是当时缓和社会矛盾的必经之路。

　　日期：2015-05-30 07:55:38
　　4.2黄巾之乱
　　前面说了这么多，我再简单地将前文的史料总结一下，在灵帝刘宏执政的168-183年间（有效执政时期：172-183年间）。
　　羌乱，没有！
　　鲜卑寇边，有，但仅仅是在边疆（幽州、并州、凉州）。
　　异族叛乱，有，但少数民族都是居住在边郡（益州、荆州江夏、扬州丹阳、九江），并非中原。
　　汉人叛乱，有，一次在会稽（宗教起义），一次在济南，但刘宏尚未正式执政。

　　天灾，有，政府基本上都有赈灾行动，也未发生饥荒、甚至“人吃人”的人道主义灾难。
　　官员贪腐，有，我想这是任何封建朝代都无法避免的问题，甚至现代文明社会。
　　土地兼并，有，这个问题从“井田制”被废除后（约在春秋晚期）就存在了。
　　流民问题，有，在东汉早中期，多由饥荒引发；到灵帝时，唯一的“流民”依据是“太平道”传播时产生的。
　　如果灵帝拿这份“成绩单”去和顺帝、桓帝去比较，这可比他们强太多了。所谓“民不聊生”引发“黄巾之乱”的论调没有史实依据，难以让人信服；当时的社会矛盾在封建社会任何时期都存在，而在灵帝时期远没有达到“民不聊生”的程度。
　　当然，历史的转折点就在184年，这年，全国八州爆发黄巾之乱。
　　日期：2015-05-30 07:56:30

　　4.2.1黄巾之乱的定性
　　说到黄巾之乱，我们又无法避免的必须面对另外一个问题：黄巾之乱算不算农民起义？
　　大陆史家为政治服务，将黄巾之乱定性为农民起义，以此刻画出“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革命推动历史进步”的画卷。看看建国初出版的记载“黄巾起义”的书籍，里面的内容大概是“残暴的皇甫嵩、狡猾的朱儁、英勇无畏的黄巾军战士、悲壮的张角三兄弟”，相信大家体会到什么叫“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