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的家境应该是基层公务员家庭，但仍然需要耕作（来讨生活。后来，有羌人首领前来探望董卓，董卓见家里没什么可以招待的，就干脆把耕牛宰了来款待客人。羌人首领知道耕牛对于农耕家庭意味着什么，非常感动，回家后，羌人们凑了上千头各种牲畜送给董卓【陈志《董卓传》：（董卓）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与相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

　　日期：2015-06-02 12:34:03

　　1.2 郡吏时期
　　董卓成年后就在陇西郡担任官吏，陈志《董卓传》没有提及这段时间的事，范书《董卓传》则写道：为州兵马掾，常徼守塞下。裴松之引《吴书》则说的更详细：郡召（董）卓为吏，使监领盗贼。胡尝出钞，多虏民人，凉州刺史成就辟卓为从事，使领兵骑讨捕，大破之，斩获千计。
　　不论是“兵马掾”还是“从事”，文意大致都是说董卓负责边疆的巡逻工作，对抗寇边的匈奴人。董卓在这段时间的工作是有功的，所以才得以升迁，后来能进入朝廷深造。
　　《吴书》还有一句：并州刺史段颎荐卓公府，司徒袁隗辟为掾。这是说，并州刺史段颎推荐董卓进入朝廷为官，这里的疑问是：并州刺史如何能举荐凉州官员入朝？段颎在并州时，凉州是皇甫规负责的，那为何不是皇甫规举荐董卓呢？
　　虽然存疑，但也不能冒然全部否定。下面讲对《吴书》中的这段史料进行考据。

　　日期：2015-06-02 12:35:43
　　附 《吴书》考据
　　《吴书》：并州刺史段颎荐卓公府，司徒袁隗辟为掾。这句话有“引入歧义的功效”。至少我在于涛的《汉末群雄天子梦》中看出来的，不知道他是参考哪位前辈的“高见”。
　　于涛的原文是说：后来在段颎的推荐下，得到司徒种嵩的辟召，成了司徒府中的属吏。我一看，于涛把“暠”看成“嵩”很正常，可是为何把“袁隗”看成“种暠”？他的眼神不至于如此之差吧？
　　我仔细考据一番，发现这句话的问题在于：段颎任并州刺史约是161-163年间（161.冬，以护羌校尉获罪被免，之后得皇甫规拯救，得拜议郎、迁并州刺史，163.冬再拜护羌校尉。），袁隗担任司徒的时间是172.12-176.10，而在161-163年间担任司徒的是种暠（具体时间为：161.2-163.2），于是，于涛认定董卓由段颎推荐入朝，入了种暠的司徒府。
　　实际上，《吴书》中的这句话是分开的两件事，是有时间间隔的，而不是一件事。
　　第一件是“荐卓公府”，是说161-163年间，段颎推荐董卓进入公府（一般指三公府，即司徒、司空、太尉），然后第二件事是说在172-175年间被司徒袁隗征辟。

　　如果把这两件事当成一件事来说，这句话的用词就有问题。前面说了“公府”，再来说“司徒”，这样的话“公”和“司徒”语义重复，史家一般都不会这么写。如孔融入杨赐的司徒府，原文就是：（孔融）辟司徒杨赐府。这样一目了然，没有歧义。
　　所以《吴书》的那句话是讲述了两个时间点的两件事。于涛掉坑里了，当成同一件事，发现了Bug后还考据推出种暠，继而引申出其他话题（如何进派种劭劝阻董卓的政治意义等等），都成了无本之木。
　　有人会说：“就算是两件事，后来董卓入的是司徒袁隗府，但董卓之前入的公府也有可能如于涛所说，是种暠的司徒府啊！”是的，是有可能，但这种可能性有多高？我们来算算。
　　“公府”未必就是“司徒府”，还可能是“司空府”或“太尉府”，在161.冬（10-12）-162.冬（10-12）这个时间段担任三公的有（按范书《桓帝纪》摘录，原文略）：

　　司徒：种暠（161.2-163.2）、许栩（163.3-166.4）。
　　司空：刘宠（161.9-163.11）。
　　太尉：刘矩（161.4-162.11/12）、杨秉（162.11/12-165.5）。
　　看看，这个时间段中，前后担任三公共有五个人，因此“董卓入种暠司徒府”的可能性只有1/5。
　　PS：话说我这样批于涛的作品，会不会得罪他啊？
　　日期：2015-06-03 07:50:45
　　1.3 东征西战
　　正史中董卓的履历很简单，缩略统计如下：
　　《三国志》：（桓帝末）羽林郎→（167.10在任）军司马→（班师后）郎中→（并州雁门郡）广武令→（益州）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己校尉→并州刺史→河东太守（181年前在任，至184年）。

　　范书《董卓传》中的履历和陈志大致相同，仅省去了“广武令”、“蜀郡北部都尉”。
　　我们再把《吴书》的内容添加上去，可以推出：（161-163）公府→（桓帝末）羽林郎→（167.10在任）军司马→（班师后）郎中→（并州雁门郡）广武令→（益州）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己校尉（坐事免）→（172.12-176.10）司徒袁隗府掾→并州刺史→河东太守（181年前在任，至184年）。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能确定“司徒袁隗府掾”是在“西域戊己校尉”之后，因为只有被免为平民，才符合司徒征辟为掾，你都是地方官员了，司徒袁隗还征辟什么劲啊？对吧？
　　另外说说“羽林郎”，按《百官志》的记载，可知征凉州良家子（非医、巫、商贾、百工也）任羽林郎是一贯传统【《百官志二》：羽林郎，此三百石。本注曰：无员。掌宿卫侍从。常选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补。】，董卓的籍贯是陇西郡临洮县人，所以符合这个要求。
　　当然，董卓确实很能打。陈寿说董卓“有才武，臂力少比，双带两鞬，左右驰射。”，范晔也基本上是照抄下来。

　　董卓不但能打仗，还懂得收买人心。董卓跟随张奂作战有功，官拜郎中，朝廷赏赐九千匹缣（一种丝织物，汉时可做货币流通），董卓全部分给部下将士【范书《董卓传》：（董卓）从中郎将张奂为军司马，共击汉阳叛羌，破之，拜郎中，赐缣九千匹。卓曰：“为者则己，有者则士。”乃悉分与吏兵，无所留。】。收买人心的事，皇甫规、段颎乃至后来的皇甫嵩都做过。
　　①范书《皇甫规传》：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皇甫）规亲入庵庐，巡视将士，三军感悦。
　　②范书《段颎传》：（段）颎行军仁爱，士卒疾病者，亲自瞻省，手为裹创。在边十余年，未尝一日蓐寝。与将士同苦，故皆乐为死战。
　　③范书《皇甫嵩传》：（皇甫）嵩温恤士卒，甚得众情，每军行顿止，须营幔修立，然后就舍帐。军士皆食，己乃尝饭。
　　在当时，一个能够和将士们同甘共苦，患难与共的将领才能带出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特别是段颎，我们可以在他的传记中看到，每次恶战之前，他都会动员鼓舞将士们，并且冲锋在前【范书《段颎传》：（段）颎乃被甲先登，士卒无敢后者。】，所以士兵们“皆乐为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