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军越打越顺，起义军越败越惨，李漼又来劲了。为了以最快的速度彻底围剿，朝廷调神策将军宋威担任西北面“副剿总”，率三万人协同曹翔攻取徐州。
　　围剿徐州的官军还在日夜兼程地赶路，康承训这边已经对宿州构成合围之势。眼看局面越发不可收拾，庞勋采纳了宿州守将的建议，留父亲庞举直、部将许佶留守徐州，亲率两万主力运动到宋州、亳州，抄康承训的后路。
　　张实的想法是：康承训被抄了后路，必然会解除宿州之围，调兵回防。起义军在半路设伏，将康承训一顿狠揍，这盘棋就走活了。
　　这一战术，就是众所周知的“三十六计”之一——“围魏救赵”。
　　“三十六计”并不玄乎，但也是讲技术含量的。换而言之，计谋的成功是有条件、有前提的。就“围魏救赵”而言，其成功的关键有两条，缺一不可：
　　第一，被围的“赵”能守住；
　　第二，抄后路造成的压力足够大。
　　庞勋玩的这一出“围魏救赵”，偏偏在两个关键点上都掉了链子。
　　首先，宿州出了叛徒，根本没守住。
　　在防守宿州的起义军中，有一个叫张玄稔的人，原本是徐州旧将，兵败后向庞勋投降。眼看庞勋日渐衰颓，张玄稔便暗中联络城外的康承训，将守将张儒等人暗杀后，开门迎降。
　　其次，庞勋的包抄相当不给力。
　　庞勋一路杀向宋州，但宋州刺史郑处冲戒备森严，起义军根本就不是对手。
　　宋州不行还有亳州，在前往亳州的路上，庞勋与康承训派出的沙陀骑兵撞个正着，被打得昏天黑地、一路狂奔。——这是抄后路，还是去送死？

　　庞勋的“围魏救赵”没玩成，起义军也陷入了绝境。
　　宿州失守后，张玄稔向康承训献上一计：官军冒充宿州的败兵，往徐州方向运动，必能一路使诈获胜。（贼党不疑，可尽擒也。）
　　康承训依计而行，各地起义军果然中招，官军直逼徐州城下。张玄稔向城内喊话，原崔彦曾的手下路审中暗中打开城门，放官军入城，庞举直、许佶被斩首示众。进占徐州后，官军大开杀戒，将起义军士兵的数千亲眷悉数擒杀。
　　偷袭宋、亳的庞勋更惨，被沙陀骑兵一路追杀，饭都吃不上（不暇饮食），于九月初九兵败阵亡，尸首莫辨。
　　庞勋死后，康承训率官军如秋风扫落叶一般，一举荡平徐泗地区，唯独吴迥驻守的濠州依然在孤军奋战。
　　从六月开始，濠州就被马举率重兵围困，早已弹尽粮绝，甚至到了吃人的地步。十月，吴迥率部突围，遭到官军追杀，战死于招义（今江苏盱眙西部）。

　　至此，历时一年有余的庞勋起义宣告失败，大唐王朝终于获得了暂时的安宁。
　　“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这是《新唐书》对庞勋兵变的评价。说直白一点，这次失败的起义只是序幕，一场惊天风暴，已经呼之欲出！
　　日期：2013-08-14 21:54:02
　　第二章 惊天风暴
　　※　谎言背后的真相

　　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十九日，在位十四年的唐懿宗李漼病逝，终年四十一岁。在宦官的扶持下，年仅十四岁的普王李儇“被皇帝”了，是为唐僖宗。
　　李漼当年做皇帝的时候，还没熬到改元，浙东的私盐贩子就开始舞枪弄棒搞“武装大游行”。如今换成李儇，私盐贩子似乎多少给了点面子，改元之后才想起闹事。
　　乾符元年（874年）十二月，私盐贩子王仙芝与尚让、尚君长率三千人在河南长垣揭竿而起，史称“王仙芝起义”。短短半年时间，起义军横扫曹州、濮州（今河南范县）地区，发展到数千人。
　　我们有必要搞清楚，他们为什么说反就反？

　　关于这场大暴动的起因，廷臣和史官给出的说法是关东（指崤山以东的中原地区）连年水旱。
　　历史有一个很扯淡的规律，只要提到“饿殍遍野”、“人相食”，官方的统一口径都是灾荒，水灾、旱灾、蝗灾，连续几年反复折腾、一直不消停的那种，正所谓“七分天灾，三分人祸”。
　　其实，全是屁话，至少对唐朝而言，百分百的胡扯！
　　裘甫、王仙芝，他们是什么人？——私盐贩子。
　　私盐贩子的理念是：心忧盐贱盼天灾。——有灾，就有大钱可赚！
　　对于官方的论调，私盐贩子有话要讲：那些认为天灾导致我们有钱不赚、带头造反的官老爷们，请不要以你们的智商来侮辱我们的智商！

　　有一种悲观主义认为，历史是胜利者写成的，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是充斥着歪曲、捏造与隐瞒的谎言。因此，研究历史就等于研究谎言，得到的结果依然是谎言，毫无意义。
　　我谈不上乐观，更不敢妄称专业，但我觉得，谎言产生的动机与过程，也是一种历史！谎言的背后，就是真相！
　　或许，这就是历史的乐趣所在。
　　裘甫起义时我们说过，私盐贩子造反的根源是官府对他们“定点清除”。打击非法，本身无可厚非，官方为什么要隐瞒这一事实，将黑锅扣到老天爷头上呢？因为“定点清除”无法构成起义的充分条件。——除了领头的几个人以外，起义军绝大部分是农民。

　　官老爷们需要讲清楚的问题是：怎么会有这么多农民跟着造反？
　　这个问题先前也说过，原因就是“饭憋慌”，但老百姓为什么会饿饭，前面并没有讲透。
　　百姓饿饭，官方的说法是关东地区连年水旱，这一解释有效地解决了武装暴动的区域问题（有暴民之地必有灾）和规模问题（有灾之地皆绝收）。有灾没灾，只有老天爷知道，但他开不了口、喊不了冤，最终的结论是——天意！国运如此！
　　多么完美的逻辑！

　　逻辑很完美，但起义军不认这个账！王仙芝等人的说法是“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资治通鉴》也一语道破天机：“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
　　老百姓饿饭以至造反，根源就在于——税赋太重！
　　晚唐的税赋有两个特点：税种多、折价低。
　　“税种多”容易理解，乱七八糟都是税。

　　国税方面，唐德宗时期曾经进行过改革，将诸多税种合并，推行“两税制”，即一年只按规定标准征收两次，减轻百姓负担。想法很好，但朝廷不能喝西北风，实际执行下去之后，变成了在原税种基础上新增两次计税，“减法”成了“加法”。
　　地税方面更离谱。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地方官员的“进献”成了中央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进献”当然得由百姓承担，而且地方官员攀比成风，地方税赋逐年增加。
　　即便如此，朝廷的钱还是不够花。唐宣宗时期，每年的中央财政收入是922万缗左右，在没有大规模战事的情况下，实际支出是1200多万缗，赤字达300多万缗。
　　税种已经多得很离谱了，但钱还是不够用，怎么办？朝廷又想到一个办法：征“未来税”。——今年征税，连后面几年的一起征。当然，这并不是说未来几年就不用再征税了，而是照此类推，往后面的年份征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