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挖空心思的加税，官府还在“折价”方面竭尽全力地收刮百姓。
　　官方赋税是以货币计算的，但往往要求农民直接上缴粮食，这中间就存在一个“折价”的问题。
　　粮食的折价会比市场价低得多。假设粮食的市场比价是1:3，而赋税比价是1:2。那么，农民的一千斤粮食，卖到市场上值3000元，交税就只值2000元，1000元的差价就成了无形中的“附加税”。
　　如果发生通货膨胀，又是什么情况呢？假设每户农民应征税赋是6000元，正常折价为3000斤粮食，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6000元可能折价为2000斤粮食。土地的产出不会因通货膨胀而降低，农民实际上多留下了1000斤粮食。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显然是获利的。
　　但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农民就惨了。6000元的税赋可能折价为5000斤粮食，土地产出也不会因为通货紧缩而增加，农民要比平常年份少吃2000斤粮食。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挨秤砣的是老百姓！
　　由于当权者常年穷奢极欲、腐败透顶、频繁用兵，又加上天灾助阵，唐懿宗时期通货紧缩极其严重，农民的负担日益加剧，根本就活不下去。
　　日期：2013-08-17 16:37:19
　　在“多税种”、“低折价”的双重压榨下，农民辛辛苦苦忙活一年，不但口粮无法保证，还欠下官府一屁股的债。
　　官府不顾百姓的死活，百姓便自谋出路。当然，第一选择还不是风险极高的造反运动，而是钻征税制度的空子。
　　晚唐的征税制度如此丧心病狂，还有什么空子可钻呢？这个还真有！

　　——按官府规定，税赋只针对土地所有者征收，而且地主的税赋远远低于农民的税赋。
　　当税赋已经超出土地产出的承受能力时，农民便会自动放弃土地，改为向地主租种土地，成为佃户。由于地主承担的税赋极低，因此租金远低于原先的税赋，农民乐此不疲。
　　很多农民成了佃户，税收少了一大截，朝廷亏空加剧，又开始琢磨“新政策”。
　　为了保持税赋稳定，打击“佃户浪潮”，朝廷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首先，增加地主的赋税比例，实际上提高了佃户租金。其次，实行最无耻的“摊派”政策。

　　“摊派”一般以村为单位。比如某个村子有100户人家，往年正常税赋是60万元，由于今年有50户成了佃户，实际能征收的税额只有30万元。朝廷当然不能吃亏，便将减少的30万摊派到剩余的50户。具体怎么分，官府不管，整个村子交齐60万为止！
　　官府推行“新政策”，佃户的生活每况愈下、食不果腹，农户更是惨得一塌糊涂。于是乎，农民只剩下一条路：聚啸山林，以抢劫为生。
　　官逼民反！
　　※　两条路线的斗争
　　当时的山东流传着一句谶语：“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弄清了农民造反的根源，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大唐王朝已经是积重难返、大厦将倾。王仙芝点燃的这把火，势必会将大唐烧个通透！
　　乾符二年（875年）六月，那个名落孙山的私盐贩子——立誓要让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黄巢，终于按捺不住寂寞，募兵数千人响应王仙芝，踏上了履行“承诺”的征程，史称“黄巢起义”。
　　在两个私盐贩子的率领下（主要还是王仙芝说了算），几千起义军将山东搅成了一锅粥。中原暴乱，朝廷当然不能坐视不管，急调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节度的兵马围剿，镇压庞勋起义时的“副剿总”宋威担任此次“剿匪总指挥”（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
　　当年镇压庞勋时，宋威只参加了最后阶段的作战，并没有什么突出战绩。但这一次，宋威可谓“一战成名”——不是大获全胜，而是自摆乌龙。
　　乾符三年（876年）七月，王仙芝率部攻打沂州（今山东临沂），被守城的官军击溃。宋威得到消息，立即向朝廷发了一封告捷的战报，核心内容是五个字——王仙芝已死！
　　宋威的捷报让朝廷上下欢欣鼓舞，立即下令参与围剿的诸道兵马各回各家、等着领赏（如果有的话）。仅仅三天之后，另一封来自前线的战报让满朝文武抓了狂：王仙芝没死！
　　比朝廷更抓狂的是各路兵马，刚接到上级通知说“收工”，一觉醒来又要“复工”了，把我们当猴儿耍呢？经这么一折腾，原本还像模像样“剿贼”的官军，渐渐出现骚动，战斗力锐减。（士皆忿怨思乱。）
　　官军毕竟人多势众，王仙芝在山东实在打不开局面，便转战河南，一举攻克汝州，活捉刺史王镣，取得了起义以来的首次重大胜利。
　　汝州大捷，鼓舞了起义军的斗志，但更重要的是，对朝廷也不失为一次转机。这话怎么听着有点别扭呢？先别忙着别扭，汝州大捷的背后，还有两条信息：
　　第一，汝州是东都洛阳的东南门户，汝州失守，东都便乱了套。

　　第二，汝州刺史王镣是宰相王铎的堂弟。
　　两条信息综合在一起，势必导致一个结果：主和派在朝廷占优！
　　几路兵马剿来剿去剿不出个所以然，让王仙芝稀里糊涂逛到了洛阳周边。朝廷很尴尬，宰相王铎更是如坐针毡。——这样下去怎么得了？要招抚！
　　朝廷向起义军抛出了橄榄枝，但王仙芝不接招。王仙芝并不是想“反到底”，而是觉得自己手上的筹码太少，谈不出想要的结果。
　　日期：2013-08-18 12:17:38
　　朝廷致力于招抚（没钱、剿不过来），一旦筹码充足，王仙芝也希望被招抚。因此，这次招抚失败，不代表以后的招抚也会失败，双方需要的只是一个时机。
　　王仙芝最初的想法是，一举拿下洛阳之后，再与朝廷谈判。但是，就凭起义军那点家底，啃碎了牙也未必啃得动洛阳的城门。即便勉强攻下来，起义军估计也所剩无几，那就不用谈判了，等着挨收拾吧！
　　打洛阳要吃亏，王仙芝决定打郑州，但郑州也不是软柿子，起义军还是啃不动。王仙芝不愿意在河南继续纠缠，转而向湖北、安徽发展。到乾符四年（877年）初，王仙芝经过几个月的“打拼”，羽翼渐丰，准备带兵攻打蕲州。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招抚的新转机来了。
　　蕲州刺史裴渥是宰相王铎的门生，身为俘虏的王镣看准这个机会，主动向王仙芝请缨，由自己修书一封，通过裴渥向朝廷请和。
　　如今，起义军已是声震中原，不比几个月前的“小打小闹”。王仙芝有了足够的筹码，欣然同意“有条件投降”。
　　王仙芝点了头，裴渥自然也是求之不得（不用挨揍了），起义军顺利进入蕲州，等待朝廷的回音。

　　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朝廷这次并不那么爽快。时过境迁，东都洛阳的军事威胁业已解除，中原核心区域看似平静了许多，主战派又活跃起来。
　　接到裴渥的奏报后，朝廷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愈加激烈。
　　主战派认为，王仙芝在中原落败，目前已成强弩之末，根据镇压庞勋的经验，彻底剿平已指日可待。就差一脚就踹死了，怎么还能招抚？这不是养虎为患吗？万一将来死灰复燃，谁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