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9-22 15:51:34
　　四。没有标准答案：天才是这样炼成的
　　按流行的说法，网络创造了一个“虚拟世界”，但从其对人们生活的时间，空间和内容的影响来看，网络实际上为人们带来了一种新的生存和生活的方式，虽说有点朦胧和梦幻色彩，不如面对面，人碰人那么实在，但人们在网络中消费时间，创造财富，喜怒笑骂，喜形于色，也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绝非一个“虚拟”可以准确表述的。习惯于在股市上“买涨”的我，对于跌跌不休的股市几近绝望，人类摆脱绝望的一个基本方式就是放弃，就是远离“伤心地”，用遗忘和“不知情”来回避。过去做“日交易”，我在网络每天至少消磨4，5个小时，现在退出了，也有更多的时间专注自己的工作，享受更多的天伦之乐。当然，和过去做“日交易”时的生活方式大相径庭。

　　我现在这份工作是培根教授推荐的，一则是他认为我如果想要有自己职业的发展，首先需要有一份正式的工作，而不能一辈子打临工，二来他研究“行为金融”而名声大振，面对几所一流大学“抢聘”，他也要择高枝而栖。大抵是信奉“强将手下无弱兵”，美国的诸多学校和研究所偏爱知名教授的学生和研究助理，当然，知名教授因为知名而交谊广，熟人多，有时潜在的影响也很大。所以我的雇佣过程很简单，我交了份简历，培根教授为推荐我打了个电话，我就上班了。

　　我上班的单位是个打着“国际”头衔的研究所。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很快开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时代，“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两大阵营在国际事务中势不两立。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许多以建设“交流平台”和充当“诚实中介”的国际机构应运而生，包括很多联合国旗下的专门机构，先后建立起来，我工作的这个国际研究所，就是在当时由几位美国和欧洲退休的政要和一家财力雄厚的基金会筹建的，宗旨是研究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并传播成功的案例。据说，我们研究所在历史上也曾因为组织两大阵营的专家在莫斯科辩论资本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后来打响讨伐《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第一枪，在国际社会制造过轰动。但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苏联东欧阵营的瓦解，美国领军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雄霸天下，尤其是信息革命和全球化席卷全球，我们这类“国际”机构失去了原有的功能，且日益被边缘化。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世界也不差支撑个几十人的研究所的钱，同时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也没国家出头来提出解散研究所，所以我们就继续“研究”了。

　　“研究”的工作，尤其是我这种经济发展类的研究一定要耐得住寂寞。提出课题，收集数据，构建模型，计算机仿真，然后撰写报告，是一个以年计量的定式过程。因为是定式，没有不确定性，所以这个过程注定了是按部就班，平淡无奇。我供职的研究所实行坐班制，“早八晚五”，进而把人的生活也规范成了“定式”：早上六点半起床，一家人以咖啡，牛奶，鸡蛋和麦片或面包为简单早餐，然后女儿上校车去学校，我开车去地铁站，然后坐地铁进城上班，太太办公室就在住家几分钟车程，所以最后出门。

　　日期：2013-09-22 15:52:24
　　虽然我们这个社区有将近100户人家，但美国人喜欢清静，看重隐私，因此邻居间除了在社区大道上散步相遇，大家互致问候外，绝无什么“登门拜访”之类的事。不过，各家年纪差不多的孩子们倒是因为一起搭乘校车，甚至在同一的班上课，很快就“掺和”在一起，拉帮结派，横冲直撞于各“宫殿”间。可能是家家户户的房间都多，任凭孩子们在各家集聚，吵闹，对我们平静的生活毫无波及。不过，孩子们也成为小区各户之间互探，互通“隐私”的媒介，这样渐渐的对于我们小区的左邻右舍的底细就略知一二，但互不往来的屏障依然难以穿破。

　　在社交环境的局限下，众多中国人在美国的定式生活的最大的特征就是“宅”：生活以家为中心，一家人共进退，相依为命。而一旦“宅”了，可能“成龙”的儿女们通常会成为“宅中”，尤其是当女儿如我们所愿，通过考试，进入县中学的“天才班”，她的学习自然就成了我们每天工作之余的焦点。每天翻阅她的课堂笔记，不时给她解问答疑，或是“陪太子攻书”，旁观她“熬夜加班”完成课程项目，这些事件竟让我在不经意中，对美国的天才教育有了近距离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