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这事闹的，两个人唱进步歌曲，结果被宋江批评了一通，这又是哪一出？斩奸邪不是好事嘛，政府不也是这么说的嘛，怎么倒把宋江吓死了？
　　你可以要求进步，但不能唱进步歌曲；满大街都是牛奶，可就是看不到奶牛。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据这宋江的意思，斩奸邪竟然是坏事。可问题是：斩奸邪怎么会是坏事？如果非要说斩奸邪是坏事，那就只有一个解释：斩奸邪其实就是反政府，要不怎么会“若是做公的听得，这场横祸不小”？
　　这样问题就来了：这奸邪还要不要除？或者说，怎样才能做到既斩了奸邪又不会让政府感到不满？

　　这里就涉及到了比较高深的社会问题。第一，谁是奸邪？第二，一个人是否奸邪由谁判定？
　　表面上，政府说的是要除去奸邪，而且似乎是奸邪人人得而诛之。但是，如果你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表面上，那你可就惨了。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立法权以及司法解释权必须由封建统治者来行使，一般老百姓是没有权力独立判断谁是奸邪的。也就是说，谁奸谁邪老百姓是说了不算的，必须要由政府来说。你以为除奸去邪是爱国吗大哥？告诉你，国是不可以随便爱的，必须依法爱国。

　　爱国有爱国的标准，爱国有爱国的程序，爱国有爱国的礼仪。国，是可以随便爱的吗？
　　宋江看到史进他们大唱进步歌曲吓了一跳，原因就是宋江认为史进他们侵犯了国家的立法权和司法解释权，等于是宣布自己有判定奸邪的权力。国家的公权力怎么能随随便便地让与私人呢？其次，不让一般人行使奸邪判断权，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凡是官员都不是好人”，当然，这是一个无法说出口的理由，但却是最重要的理由。在封建社会里，老百姓没有权力监督、更换官员。“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可以想像一下：封建社会的官员有几个没有绝对权力的？有几个不会绝对腐败的？史进他们唱的歌太有力度了，打击面太广了，没有哪个官员会喜欢他们唱的歌。只要被做公的听到了，做公的马上就进来问：“你们想杀谁？你们还有没有王法了？”事实上做公的心里想的是：“他会不会是想杀我？我前天刚收了人家三十两银子。”

　　由此也可以想到，阮家兄弟说的“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根本就是拍错马屁的话。官员们和赵官家本来就是一家人，官员的利益就是赵官家的利益，赵官员的利益有一大部分是酷吏赃官们给收集来的，你把官员的利益都除去了，赵官家的利益还能保证吗？官家们说得好：我不需要你的报答，老老实实地做你的顺民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你看，封建统治者的话，能不分开理解吗？
　　日期：2012-07-08 23:01:39
　　二、善于把有理的事做成没理的。
　　封建统治者们的第二个特点是能够把有理的事情做成没理的，我们现在看看这些事，简直就是看天书一般让人不敢相信。但是，不论我们信或者不信，它就在哪里明明白白地摆着，不增，也不减。
　　把有理的事情办成没理的，这简直就是特异功能啊！封建统治者们是怎样做到的呢？嘿嘿，这可是封建统治者们的不传之秘。我辈其生也晚，不能接受封建前辈们的耳提面命，实是三生无幸。
　　比如说吧，国内出了强盗，扰国扰民，这是坏事。如果能把这些强盗招安到体制内，让原强盗为国出力，这是好事。好事就应该多做。但是，高俅一帮人硬是把好事做成了坏事，把有理的事做成了没理的事，招安了几次才招成。不由我们不服，不服不行啊。能把好事做成坏事，把有理的事做成没理的事，这真的是一种本事。

　　这帮人有这等本事，也是天下皆知的事。林冲就有这么一句精彩评论：“朝廷中贵官来时，有多少装么，中间未必是好事。”装么就是装腔作势的意思吧？不但是林冲，其他也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关胜便道：“诏书上必然写着些唬吓的言语，来惊我们。”徐宁又道：“来的人必然是高太尉门下。”
　　林冲他们猜得一点也没错，朝廷来的人真的就是这个样子。他们撅什么屁股拉什么屎，人家梁山都猜得清清楚楚。
　　不要奇怪梁山的人为什么能掐会算，原来，朝廷来的那几位当权人物早就定了调子。
　　张干办、李虞候道：“放着我两个跟着太尉，定不致差迟。太守，你只管教小心和气，须坏了朝廷纲纪，小辈人常压着，不得一半；若放他头起，便做模样。”
　　瞧这事有意思不？这边说那边装，那边说这边装，到底是谁在装？莫非是两边都在装？

　　日期：2012-07-09 21:15:27
　　我觉得，关键还是朝廷这边的人没有把事情搞好，他们把权利和义务进行了巧妙地割裂，权利或者说好处自己要了，义务或者说坏处留给了别人。代表朝廷的人名义上是代表国家，其实他既没想着要代表国家，也没想着要代表皇帝，“我仅仅代表我自己”，就是想着用钦差大臣的身份给自己捞一些好处，包括那些“面子”之类的虚好处。换句话说，这些朝廷来人实际上已经辜负了皇帝交给他们的使命。他们把皇帝给予的权力当成了为自己谋私利的工具，在他们的心里，皇帝并不重要，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皇帝。他们享受了皇帝的权利，却把皇帝应尽的义务留给了远在京城的皇帝本人。权利义务一分开，还有尽心尽力的人吗？不尽心尽力了，事情还能办好？有了成绩是他们的，有了问题则是由皇帝担着。或者说，有理的事都是他们办成了，没理的事由皇帝操心去吧。所以我们可以说，当权利义务不统一的时候，再好的事也能办坏了，再有理的事也就能办成没理的。也就是说，把有理的事情办成没理的，根本原因还是个体制问题。

　　高俅要征讨梁山，皇帝事先做出一个重要指示：“委卿执掌，从卿处置，可行即行，慎勿害民。”你看这皇帝说得多好啊，至少也是个知疾知苦的人哪！可高俅是怎么做的呢？“高俅先发御营军马出城，又选教坊司歌儿舞女三十余人，随军消遣。”这倒也由得他，本职工作做好了，玩一玩也不是什么错误。可是无端扰民就不应该了。“于路上纵容军士，尽去村中纵横掳掠，黎民受害，非止一端。”这像什么话？难道这就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什么高俅就敢把皇帝的话扔到一边？根本原因就在于高俅此时就是个小皇帝。高俅一个人说了算，没有人监督他，也没有人越过他向皇帝汇报他的所做所为，你说，高俅办起事来能不随心所欲吗？人都是趋利避害的，高俅在可以为所欲为的条件下当然不会傻到给自己增添义务，他所做的只可能是增加自己的权利。无论皇帝派出的是高俅还是蔡京，结果都是一样的。有什么样的体制，就有什么样的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