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此我们再看后来继位的皇四子胤禛，他在加强皇权统治这一问题上不仅完全继承了康熙的理念，甚至比康熙走的更远。可见，胤禛的政治思想与康熙是完全相同的。
　　然而，康熙和胤禛的这种执政思想与满朝王公大臣们却是背道而驰的。于是在择立新太子的问题上大臣们便故意不合皇帝之意。出于对康熙的敬畏，这些王公大臣不敢在康熙活着的时候对他的权威发出挑战，但是却希望康熙死后，将来能有一个与他们的执政思想一致，并且可以恢复满清传统政治制度的皇帝来领导他们，而他们公推的胤禩很可能恰好符合他们的要求。

　　日期：2015-05-28 11:59:34
　　胤禩是康熙的皇八子，生于康熙二十年二月，卒于雍正四年九月，享年四十五岁。据《清世宗实录》、《清史稿》等资料记载，为稳定朝局，雍正在继位初期曾重用胤禩。但在雍正三年之后，胤禩便受到革爵、除宗、囚禁等一系列处罚，最终因呕病死于监所。
　　应当说康熙四十七年之前的胤禩是非常幸运的。虽然胤禩的生母卫氏出身低贱，但胤禩却一直深受康熙皇帝的喜爱。康熙于三十七年第一次分封皇子时，年仅十七岁的胤禩便与皇四子、皇五子、皇七子一同受封为贝勒，成为当时年龄最小的受封皇子。据史料记载，胤禩自幼聪慧，且甚晓世故，全无阿哥的骄纵之气，因此广有善缘。随着年龄的增长，又凭借着自身独特的魅力和交际手段，胤禩不仅在众兄弟中与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俄、皇十四子胤禵交情非比寻常，而且与众多王公朝臣相交甚欢。与康熙帝感情极好的裕亲王福全（康熙之兄，卒于康熙四十二年）曾当着康熙的面大赞胤禩不务矜夸，聪明能干，品行端正，甚至在临死之前还向康熙建议，宜立胤禩为储君。

　　既然胤禩如此受到康熙的喜爱，又与王公朝臣们交好，可是为什么康熙在后来废掉太子胤礽时不仅没有立胤禩为储君，却反而开始了针对他的一轮又一轮打击呢？
　　从前面的描述中我们知道，在皇长子胤禔向康熙推荐胤禩之后，引起了康熙对胤禩的防范之心。由于担心王公大臣们在后面公推太子人选的过程中推选胤禩，因此康熙皇帝提前于四十七年十月以“胤禩柔奸成性，妄蓄大志，朕素所深知。其党羽早相要结，谋害胤礽，……”的罪名革去胤禩贝勒爵位。
　　但是康熙根本没想到，为阻止康熙“皇权至上”这一政策的延续，大臣们一个个居然都揣着明白装糊涂，没有选择与康熙执政思想一致的胤禛，而是联名保奏与大臣们自己理念相近的胤禩为储君。这令康熙大感意外，无奈之下只得出尔反尔，谕曰：“立皇太子之事关系甚大，尔等各宜尽心详议，八阿哥未曾更事，近又罹罪，且其母家亦甚微贱，尔等其再思之”。
　　日期：2015-05-28 13:43:31
　　那么，康熙为什么不想让胤禩继位呢？难道真的如康熙所说“八阿哥未曾更事，近又罹罪，且其母家亦甚微贱”这些理由吗？
　　说胤禩“未曾更事”，可此时的胤禩已经二十七岁了。要知道在清朝那个年代，一个二十七岁的男子已经完全独立、成熟了，而且作为皇子的胤禩还经常跟着父皇巡视、办事，怎么会“未曾更事”？况且，康熙自己不也是早在六岁就登基，十四岁就亲政了吗？

　　说胤禩“近又罹罪”，可那是由于他的原因吗？皇长子胤褆向康熙推荐胤禩，虽然是出于其与胤禩的良好关系（胤褆的生母是胤禩的养母），但绝不可能是事先同胤禩商量好的。因为废掉原太子胤礽后立谁为储君，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任何人都不会随意地在康熙面前谈论，作为皇长子的胤褆当然也不例外。而胤褆之所以会向康熙推荐胤禩，恐怕就是因为康熙首先突然向他提到了关于重新选立太子的问题，并表示希望听听他的意见。看着父皇表露出伤心、诚恳的样子，毫无防备且深知自己无望的胤褆便不假思索地推荐了胤禩，理由便是胤禩不仅德才兼备，而且还与众多王公朝臣广结善缘。

　　直率的胤褆一定没有弄明白康熙内心的真实想法，否则的话他也绝不会贸然提出与他关系密切的胤禩作为太子的人选的。胤褆的直率不久便让他和胤禩尝到了苦果。废黜太子胤礽仅一个月后，康熙便以“胤禩柔奸成性，妄蓄大志，朕素所深知。其党羽早相要结，谋害胤礽，……”的罪名革去胤禩贝勒爵位；十一月，康熙又以魇咒太子胤礽，谋夺储位，削除胤褆爵位并将其囚禁。因此，可以这么说，胤禩的获罪应该是“躺着中枪”的。

　　说胤禩“母家亦甚微贱”，难道后来做了皇帝的雍正的生母德妃出身就不微贱吗？
　　可见，康熙驳回众大臣联名推荐胤禩为太子的理由根本就站不住脚。他之所以不愿立胤禩为太子，其真正原因就是他与胤禩的执政思想完全不同。

　　日期：2015-05-29 10:43:03
　　纵观中国的历朝历代，以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王朝都有一个共同的、最基本的政治思想，概括起来其实就是四个字——君权至上。可以说，“君权至上”是维护皇帝统治的重要保证。而主张“君权至上”的结果必然就是君主专制。为达到君主专制的目的，帝王们通常会挖空心思借助、选择那些有利于他们专制统治的，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力的一些哲学思想，作为国家最基本的治国思想和政治纲领，并称之为“国本”。

　　例如，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继续沿用法家思想作为治国的基本思想，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加强皇权。法家主张“政令皆出于上”，这对君主的专制独裁无疑十分有利；同时法家又主张严刑峻法，而这又使秦朝始终带有苛政色彩。君主独裁加剧了中央与地方（即秦皇族与原六国贵族）之间的矛盾；而苛政则加剧了政府与百姓之间的矛盾，从而最终导致秦朝很快地灭亡。
　　刘邦立汉之后，国家制度在形式上摒弃了自古以来的分封制，继承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所推行的郡县制，确立了以皇权为基础的集中统治。但在思想上因一度缺少与其制度相适应的治国理念和政治纲领，即所谓的“国本”，以致发生道、儒、法各家轮番上阵的混乱局面，从而最终导致了后来的“七国之乱”。

　　汉武帝继位后，原本盛行的黄老之学在政治上逐渐衰弱。武帝后期，由于汉朝经济因皇帝的穷兵黩武出现大幅度衰退，于是在汉武帝的默许下，朝廷又展开了一场儒、法争“国本”的大辩论。当然，其争论的根本无非还是针对君权和臣权的定位问题。最终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强调以“改良”的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
　　由于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因此政治家们便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的过分集中，从而也就限制了分封领地的过分集中；而国家的管理系统也在儒家礼教体系的基础上得以进一步完善。同时，为了维护和加强君权的统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中有利于君主专制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于是，君权和臣权达到了一定的相对平衡。从此，这种“改良”的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历朝历代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也从根本上适应了君主专制与官僚体系相结合的统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