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大规模南北战争的先例。此时的吴主孙皓也许以为有长江天险可恃，完全没有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竟然在这个时候开始大兴土木，而对大臣们的规劝之言则完全不予采纳。根据《资治通鉴》记载：中书丞华上疏：“尽力功作，卒有风尘不虞之变；当委版筑而应烽燧，驱怨民而赴白刃，此乃大敌所因以为资者也。”吴主不听。中书令贺邵上疏谏曰：“臣闻兴国之君乐闻其过，慌乱之主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愈损而祸至。”吴主深恨之。

　　鉴于吴国的内政日益紊乱，西晋的重臣们纷纷请愿出征。公元276年，征南大将军羊祜上疏请伐吴，他首先开宗明义地指出：“夫期运虽曰天所授，而功业必因人而成”。随后又列举了四个有利因素：一，江淮之险不及剑阁；二，孙皓之暴过于刘禅；三，吴人之困甚于巴蜀；四，大晋兵力盛于往时。不仅如此，羊祜还对吴国“将疑于朝，士困于野”的现象进行了剖析，并且明确地指出了吴国军面当时的心理状态，即：平常之日，犹怀去就；兵临之际，必有应者，他在这封奏疏的最后提出了具体的平吴方略，即多路出击，令其首尾难顾。

　　虽然晋武帝司马炎完全赞同羊祜的主张，但是朝中大臣多以秦凉为忧，因为鲜卑秃发部首领树机能当时正在那里兴风作浪，附议者只有度支尚书杜预以及中书令张华，所以朝廷未能即刻采纳羊祜的建议。好在朝廷力量强大，树机能不过是肘腋之患，所以大举征吴的准备工作一直也没有停顿。但不幸的是，羊祜此前已经作古，他在临终前推举杜预接替自己，承担平南之重任。而担任益州刺史的王浚也不失时机地上书请战，并说自己“年已七旬，死亡无日；造船七载，只求一战”！

　　公元279年，讨虏护军、武威太守马隆彻底平定树机能之乱，西北从此无忧。司马炎兵分六路，全线伐吴，具体部署如下：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令，龙襄将军王浚下巴蜀；又命令太尉贾充担任大都督，率领中军驻屯襄阳以策应节度诸军。西晋大军共计二十余万，在千里战线上同时出击。

　　公元280年，诸路大军进展顺利，会师武昌。有人主张见好就收，说什么“百年之寇，未可尽克；春水方生，难于久驻；宜待来冬，更为大举”。杜预断然否定了这些消极的主张，严肃地说：“今兵威以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可解”。这就是成语势如破竹的出处。杜预命令各路大军直取吴国都城建业（南京），王浚率部奋勇争先，一举攻克了石头城；吴主孙皓被迫请降，天下底定。在这次战役当中，要数王浚的功劳最大，他从四川一直打到南京，树立了以上制下的典范。唐朝著名诗人刘禹锡曾在名著《西塞山怀古》中写道：“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虽然西晋政权一举灭掉了吴国，完成了重新统一天下的历史重任，但是在具体的战略战术上却多少存在美中不足之处，尤其是王浚以上制下的战法对后世的平南方略产生了严重的误导。从晋武帝的战役部署来看，他把主力全部集中在长江中上游，在水战中击溃了吴军之后再顺流直下，攻取南京。这虽然符合居高临下的兵家之道，但对于江南的地理民情来说则多少有些脱离实际，所以就战略而言，他还算不上是孙武一贯倡导的“善之善者也”。

　　中国历史上的确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南北分治的现象，大体上也可以说是以长江为界。但是如果把长江说成是可以依仗的天险，那可就大错特错了。那么南朝的军事屏障究竟在哪里呢？也许白崇禧将军是第一个明确地指出正确答案的人，那就是“守江必守淮”。中国历史的进程多次证明了这一点，潘太史将在后文中详细论证。
　　日期：2007-11-3　9:12:22
　　三，魏晋世风尚清谈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年代。在乱世当中，天下豪杰都强烈地意识到：为了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网罗人才已经成为了当务之急，因此无不思贤若渴。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一时之间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在那个早已“礼崩乐坏”的年代，人们的思想空前解放，从而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和实干家，有许多流传至今的传统思想，其开始鼻祖大多都是出自于百家争鸣的年代。

　　虽然人们把先秦诸多流派统称为百家，但是真正具有影响力学说应该不会超过十家，其中最著名的有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墨家、纵横家、阴阳家、农家、杂家；等等。儒家学说明显属于治世之学，在乱世当中很那发挥作用，甚至以孟子之雄辩也未能说服任何一位诸侯完全接受他的主张；但是儒家学说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定就是通过各种名目来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例如三纲五常，三纲领、八条目，等等。虽然这些具体名称都是后人归纳总结的，但是先正名后求实则是儒家思想的根本信条，因此儒家思想又有名教之称。

　　作为传承之道来说，儒家思想在诸子百家当中具有得天独厚的历史地位。譬如就唐诗而言，虽然那个时代名家辈出，李白、杜甫、王维、王昌龄以及后来的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人都堪称大家，但是诗圣的桂冠却毫无疑义地落在了杜甫的头上。这并不是说杜甫的诗才要高过其他人，而是他的诗作比较规范，为格律诗的最终定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比较容易为后人所仿效。至于李白和王维则分别有诗仙与诗佛之誉，这既是对他们的高度褒奖，但同时也说明二人的诗风实在是令人难以模仿。就道家思想而言，《老子》博大精深，《庄子》气势磅礴，虽然其思想高度远在儒家之上，但是其具体传承则主要讲究机缘和悟性。老子在《道德经》中开宗明义地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所以道家学说总给人以一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感觉。

　　因此，儒家和道家虽然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两大流派，但是在战国时期却都没有取得主导地位。春秋战国时期较为流行的学说当属兵家和纵横家，兵家之道的核心是研究战胜敌人的法门，讲究战略战术，最终以武力征服天下，孙武和吴起就是他们当中的光辉典范；而纵横家的追求则是在诸侯当中纵横捭阖，以求维持各国之间现有的平衡状态，苏秦和张仪何谓是纵横家中的集大成者。但是无论兵家和是纵横家，他们对外固然可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在解决内政问题上便会显得束手无策，而且一旦天下太平，这些谋略之术也就自然失去了用武之地。另外，墨家学说由于主张非攻和兼爱，所以不论治世还是乱世，都不太可能在官方取得主导地位，不过它在民间却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所谓的江湖道义其实很多都是出自于墨子，由于“黑社会”、“潜规则”是永远不会彻底消亡的，所以墨子的影响力也就命中注定，会在广阔而又缥缈的江湖上一直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