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而言，法家学说在乱世当中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秦国自从任用商鞅实行变法以来，基本上延续了法家的政治路线，百余年间，励精图治，秦始皇最终在法家杰出代表李斯的辅佐之下剿灭了六国，完成了一统天下的伟业。商鞅曾经对秦孝公说：“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合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这固然体现了法家学说自信和雷厉风行，但同时也暴露了缺乏群众基础以及刻薄呆板的致命弊端。随着秦始皇的逝世和秦王朝各项法令法规的“建立健全”，严刑峻法非但无法成为维持国家政权的柱石，反而为叛乱份子提供了难得的契机。陈胜吴广之所以能够在大泽乡顺利地发举事成功，其原因就是秦朝的法律过于严酷呆板，结果把戍卒们逼上了绝路，他们为了死里逃生而不得不选择造反（亡亦死，举大计亦死）。

　　日期：2007-11-4　14:51:41
　　西汉政权建立以后，鉴于秦朝覆灭的深刻教训，法家学说遭到了屏弃；加之大乱之后，满目创痍，所以官方虽然并没有明确宣布主流意识形态，但是主张清净无为的道家学说无疑在西汉初期受到了执政者的青睐，其修养生息政策带有明显的道家烙印。随着文景之治的顺利进行，西汉的国力也逐渐强盛起来，初步体现出了治世的局面。就在这个时候，儒生董仲舒恰到好处地向汉武帝大作广告并取得了成效，汉朝的施政方针从此发生了重大改变，具体地说就是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西汉的国力在汉武帝时期最为强盛，作为一带雄才伟略的君王，他是不会受制于任何人的。他虽然大力提倡儒家学说，但是其目的只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而已，根本就谈不上什么信仰。罢黜百家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统一人的思想，当时的做法恐怕多少带有一些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则不能矫枉的味道。但是并非所有的帝王都能够有武帝的悟性，深陷儒家学说的泥潭而无力自拔者大有人在。根据《资治通鉴》记载：汉元帝在当太子的时候就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对父亲汉宣帝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汉宣帝毕竟是个久经历练的帝王，他对武帝的意图自然十分了解，于是便苦口婆心地教导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俗儒不达时宜，何足委任”！看到太子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宣帝感叹道：“乱我家者，太子也”！虽然宣帝当时只是说了一句气话而已，但是西汉由盛到衰的拐点恰恰就是这个诚心信奉儒家学说的汉元帝。其实汉宣已经从自己的执政实践领悟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治国方针，这就是“阳儒阴法”，也就是所谓的“内用黄老，外始儒术”。但非常可惜的是，汉宣帝的理论水平还不到火候，所谓他非但没有能够说服太子，还使中国历史走了上千年的弯路，直到清朝年间的康熙帝才重新发现并实践了这条真理。

　　日期：2007-11-5　0:27:37
　　西汉覆灭的直接原因在于王莽篡位，所以儒家学说非但没有遭到清算，反而迎来了历史上的黄金时期，许多古代的典籍得到了有效的编辑整理，儒家著作在这个时期得以广泛流传，而且大师级的学者层出不穷。但是儒家学说终究未能逃脱“月赢则亏，盛极而衰”的历史宿命。由于儒学本身过于讲求名分，行事极其死板，所以面对外戚专权、宦官干政的严峻局面，学富五车的儒臣们却要么置身事外，要么一筹莫展。尤其令人可笑的是，当（外戚）大将军梁翼专权的时候，名臣李固、杜乔非但无力与之抗衡，反而还白白地丢掉了性命，到头来还是名声一向不太好的汉恒帝与几个小宦官歃血为盟，最后动员了上千名近卫军士兵才解决了问题。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大将军窦武、太尉陈藩兵权在握，以为宦官操弄国权，浊乱海内，遂定议，欲诛之；事久议而无决，反为中常侍曹节、王甫所害。他们二人非但未能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反而引发了宦官集团的对士人的疯狂报复，东汉党锢其实就是对儒生空谈误国的一种变相惩罚。其实，名教的影响在东汉可谓是根深蒂固，大将军何进（外戚）在稳操胜算的情况下却非要顾及自己的名声，舍近求远地征兆董卓入朝，结果是自己被宦官所杀，并且招致了天下大乱。

　　在民风淳朴、乡愿持正的东汉初期，朝廷在官吏的选拔方面推行察举征辟用人制度还是有其积极作用的，所谓的民间清议也能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但是随着外戚、宦官交替把持朝政，原先行之有效的察举征辟制度往往沦为卖官鬻爵或营私的工具，当时曾经有一首童谣是这样描述的：“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由此可见，所谓的清议也完全丧失了舆论监督的应有作用，再加之当局实行高压政策，所谓的民间清议自然也会远离时政而转变为清谈，清谈的内容也很自然地从品评人物过渡到探讨三玄（《易经》、《老子》、《庄子》。总之，弃实而务虚、逃避现实是东汉末期所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风气。读过《儒林外史》的人恐怕不难理解，士人的最高志愿无非是考取功名，但是正途出身毕竟要受到严格的名额限制，所以那些名落孙山的士人们便会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其他途径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因而产生了许多考不中进士的“名士”。

　　曹操身处乱世之中，他为了重新统一天下而不惜颁布“惟才是举”的政令，用人标准也从一味地讲究门第、名声而转变为务实。虽然很难把曹操归纳为诸子百家中的某一门派，但是从他所倡导的建安文风来看，似乎多少可以看到一些道家的痕迹；从他处置有名无实的杨修、孔融所采取断然措施来看，曹公本人对于名教的态度或许是深恶而痛绝之的。

　　虽然司马懿父子发动的政变可谓是非常成功，但是如此巧取江山毕竟属于来路不正，因此他们对思想以及言论方面的钳制也就更加严厉。一代名士稽康虽然并没有明确地反对过司马氏政权，仅仅是拒不出仕而已，但是当局却断然将这位竹林七贤的首要人物黜以极刑。如此举动自然会对天下士人产生重大的影响，竹林七贤中的向秀便无奈地接受残酷的现实，他对稽康的悼念之辞也不敢写秉笔直书，而是为后人留下了一篇极尽婉转晦涩之能事的《思旧赋》。这样就致使天下读书人更加不愿研究时事，而把有限的精力全部投入到了虚诞的清谈之中。

　　西晋政权建立以后，散骑常侍傅玄清醒的意识到，这种颓废的世风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极其不利的，于是毅然上疏：“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放诞赢朝，遂使天下无复清议”上嘉纳其言，然亦不能革也。
　　晋武帝虽然明知傅玄的见解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就不能采纳呢？生活在当代的中国人其实只要对照一下邓公的“不争论”就可以发现其中的奥秘了。如果当真要改变这种风气的话，那么曹魏三代君主对司马懿都十分信任而且委以重任，而他却以发动政变的方式来回报旧主的知遇之恩，这个问题实在令人无法启齿，通过权衡利弊，晋武帝只好对这种颓废的世风采取了默认的态度。邓公之所以主张“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不争论”等等，恐怕也是出于同样的苦衷。

　　这股注重清谈的世风虽然占据了时代的主导地位，但并不是说坚持操守的人便从此绝迹了。晋武帝本人就严格遵照儒家的传统，为父母各守制三年以尽孝道，在此期间则坚持“素冠蔬食”。这个时代忠臣的杰出代表或许非范粲同志莫属。根据《资治通鉴》记载：“邵陵厉公曹芳之废迁金墉也，（魏）太宰中郎范粲素服相送，哀动左右。遂称疾不出，佯狂不言，寝所乘车，足不履地。粲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终于所寝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