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历史上著名的“曹令割鼻”也同样发生在这个年代。夏侯令的女儿嫁给了宗室曹文叔，此人是曹爽堂兄。根据《资治通鉴》记载：该女早寡而不改其节，截耳断鼻以明其志，尝曰：“吾闻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司马懿虽然诛杀了政敌曹爽，但是对于嫁入曹门的这名奇女子却是敬佩不已。
　　日期：2007-11-5　11:22:42
　　第二章，五胡乱华西晋终
　　一，复辟分封种祸根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史学传统异常浓厚的国家，非但历朝历代都设置史官，而且在王朝更迭之后，新朝总会不失时机的修整史书，以便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中国由于疆域广大，天子无力直接管理，所以起初推行的典型的分封制，西周时期诸侯国多达数百个。但是随着周天子势力的衰弱，对诸侯国的控制也就逐渐便得有名无实，列国之间也时有纠纷，以至东周初期就陷入了“春秋无义战”混乱局面。秦始皇在扫平六国、一统天下之后，当然不愿意重蹈覆辙，所以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施行了郡县制，从而一举打破了分封制度，秦朝的统治应该说是极其典型的君主专制。

　　但是对于巩固中央集权来说，分封制并非一无是处，郡县制也不是完美无缺。事后看来，如果皇帝本人精明强干，实行君主专制无意是有利的；反之，如果皇帝本人执政能力有限或所用非人，那么分封制或许就是一种不坏的选择。一代霸主秦始皇的骤然去世使秦朝顿时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二世胡亥虽然还算不上昏君，但是在内政处理上却出现了许多失误。唐太宗李世民一针见血地指出：“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盖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以不顺故也。”李世民的这番评论深刻地揭示了“逆取而顺守”的客观真理，并且明确地告戒士人，进取之道与守成之法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虽然潘太史将在后文中唐太宗这段话中的瑕疵会有所批判，但是他对秦朝灭亡原因所做的分析还是非常中肯的。由于秦朝的宗室们并不掌握任何实权，所以在内忧（权臣赵高专权）外患（陈胜吴广作乱）面前不可能发挥任何作用，皇帝本人也因而丧失了一支可以倚赖的重要力量。

　　刘邦在取得天下之后，自然要汲取秦朝覆灭的惨痛教训，他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部分恢复了分封制度，后来还规定非刘姓者不得封王，非功臣者不得封侯。许多人对于晁错削藩所引起的七国之乱总是揪住不放，并以此作为攻击分封制的论据，但是他们恰恰忽略了问题的另一面。那就是当吕太后去世之后，朝中的重臣元老们在陈平、周勃的率领下一举剪除了诸吕的势力而积极迎立代王刘恒登基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证。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刘恒对于远赴长安感到前程未卜，中尉宋昌明确地指出：“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然卒践天子之位者，刘氏也，天下绝望。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磐石之踪也，天下服其强”。代王这才打消了顾虑而欣然奔赴长安，从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由此可见，如果西汉当初完全屏弃了分封制的话，也许汉景帝根本就不可能当天子，更谈不上什么平定七国之乱了！

　　日期：2007-11-6　9:50:38
　　东汉政权在建立以后，成功地借鉴了西汉王朝得失成败的历史经验。非但功臣大多得以保全，而且宗室也没有造成太大的麻烦。正如唐玄宗李隆基后来所总结的那样：“西汉诸将，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悠闲自保。”不过外戚和宦官却成为了东汉王朝的老大难问题，从而引起了后世的不少指责。其实，天子深居禁公，宗室、外戚、宦官可谓是皇帝的天然盟友，虽然这三者对于皇权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某种威胁，但相对来说，比起外敌、内乱、权臣所可能造成的威胁来说无疑要轻得多。从现有的历史资料来看，两汉期间可谓是宗室、外戚、宦官“三害”当头，唐朝除了这三害以外，还要外加藩镇与朋党，可谓是五毒俱全；而两宋、明朝的政治环境好象比汉唐之际要清明许多，但是就国势而言，汉唐之治无疑要远在宋明之上。这充分说明，中国史书中的某些观点是值得推敲的，因为史官们毕竟大多是由士人担任的，他们对于自己出身以外的人难免会心存偏见，而且往往有意无意之间为了本阶层的最大利益而采取了曲笔，或者就是患上了“选择性失明症”。目前看来，宗室、外戚、宦官固然有其消极影响，但他们在历史上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也不应该一笔抹杀。

　　具体到司马懿父子之所以能够如此轻易的颠覆曹魏政权，问题之关键在于曹操对于两汉政治中的“三害问题”解决得过于彻底，以至于使天子彻底地沦为了孤家寡人。曹丕与曹植之间“七步成诗”的故事可谓是妇孺皆知，但是曹丕在登基以后对宗室采取的措施则更加令人毛骨悚然。根据《资治通鉴》记载：时诸侯王法森严切，吏察之急，至于亲姻亲者皆不敢相通问。东阿王曹植上疏曰：“恩纪之违，甚于路人；隔阂之异，殊于胡越。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盖取齐者田族而非吕宗，分晋者赵、魏而非姬姓也。吉专其位，凶离其患者，异姓之臣也；存共其荣，殁同其祸者，公族之臣也。”曹植的文辞华丽优美，所阐述的道理也是无懈可击，但是魏文帝曹丕仅仅是回复了一篇同样优美的文章而已，完全不为所动。

　　如果我们按照近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来考察中国历史的话，就会对许多历史现象做出更加的合理的解释甚至还会重新定性。既然每个人、每个阶层都力图使自己或本集团的利益实现最大话，那么历史上大臣与宗室争权、外戚同近习（宦官）夺势的现象应该说是极其正常的。例如，吴国名将陆逊在贵为丞相之后，曾经上疏孙权，曰：“昔贾谊陈治安之计，以为：势重虽亲，必有逆节之累；势轻虽疏，必有保全之祚”。这固然可以理解为陆逊同志的忠君报国之心，但把他看作是官僚集团的代言人也未尝不可。

　　日期：2007-11-6　12:16:23
　　几乎就在陆逊上疏的同时，魏中护军蒋济同志也上疏明帝曹睿，其辞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蔽，古之至戒也”。虽然魏、吴两国具体的国情有所不同，但是蒋济同志的两点论观点无疑要比陆逊先生的一点论公正客观得多，不过这种人毕竟是凤毛麟角。曹丕对宗室严厉的防范措施客观是对官僚集团是十分有利的，所以既得利益者即使看到了弊端也决不会自寻烦恼，在这个问题上只要不再落井下石就堪称君子了。

　　具体到西晋篡魏的问题，其经过是这样的，在魏明帝曹睿英年早逝之后，新君齐王曹芳尚属幼冲之龄，由宗室曹爽和重臣司马懿共同辅政。曹爽志大才疏，在部下的怂恿下对司马懿采取了虚崇其位而实夺其权的作法，让他担任有名无实的太傅。于是司马氏父子一边采取韬光养晦的做法来迷惑曹爽，一边秘密继续力量而发动了政变，在成功地解决了草包曹爽之后便彻底控制了曹魏政权。西晋王朝建立之后，司马炎同志自然要记取曹魏覆灭的惨痛教训，于是便对宗室采取大肆分封的政策，这就从一个极端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从而为西晋政权的严重内乱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