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11-12 13:12:18

　　政治不是温良恭俭让
　　经十余年苦修内功，此番朱熹重返朝堂，已非昨日吴下阿蒙。
　　他目光犀利地指出：“侂胄怨望殊甚，宜以厚赏酬其劳，处以大藩，出之于外。勿使预政，以防后患。”
　　朱熹劝赵汝愚防微杜渐，将韩侂胄排挤出政治权力中心，无疑是未雨绸缪之举。
　　怎知道“忠有余而智不足”的赵汝愚请朱熹出山，只是希望借重朱熹的名气树立宰相权威，请他入朝不过是将朱熹当成政治花瓶来利用罢了。听了朱熹的建议，不以为然道：“彼尝自言不爱（受）官职，何患之有？”
　　历史证明，对政敌的漠视，不只是短视，而且是一种自弑行为。
　　赵汝愚瞧不起韩侂胄，也是有历史原因的。在崇文抑武的两宋年间，文臣在武夫面前从前都有着心理优势。赵汝愚觉得现在朝堂之上，根正苗红的自己足以左右朝政，对于既是外戚、且是武夫的韩侂胄完全可以无视。
　　韩侂胄是外戚不假，但他也是有着极深背景的世家子弟。
　　宁宗即位之后，留正任相到落职，仅有百余日时间。如此反常之事，却并没有引起赵汝愚的警惕。
　　或者，在赵汝愚心底以为留正的离开，恰好可以为他上位提供可能。
　　留正在关键时刻，撂了挑子躲避责任，新君登基重新回到朝堂。继续有板有眼的当他的太平宰相，他没有检讨自己当初的错误行为，反而对内禅有功之臣韩侂胄张狂的举止横挑鼻子竖挑眼。
　　留正重返朝堂，正是韩侂胄以为对革命有功，自鸣得意之时。得意忘形之下，经常有事无事的跑到政事堂（宰相办公重地）侃大山。留正对此极为反感，于是派左右人善意提醒这位新贵：“此非知閤日往来之地！”。
　　留正请韩侂胄自尊自重，并无大错。然而韩侂胄却不作此想。史载，“侂胄怒而退”。
　　只知吃老本、不立新功的留正，居然会对自己下逐客令？韩侂胄心中愤愤不平。
　　恰好此时，赵汝愚的出尔反尔更令他抓狂。
　　受了夹板子气的韩侂胄认为——太有必要教训一下留正了，借此既在朝中立威，也可以向赵汝愚透露一个重要讯息：没有我这个独头蒜，你就做不成满汉全席！
　　事也凑巧，留正“积数事失上意”，韩侂胄趁机居中挑唆。不久，留正便出判建康府。
　　将留正逐出了朝堂，不但没有引起赵汝愚的严重关注，反而一如平常的仍然对韩侂胄不假辞色。
　　堂堂宰相，只因一纸“手诏”而去位，朱熹对留正落职未经正当程序而感到不安。“既而熹进对，面陈侂胄之奸”，同时上疏论御笔对正常政治的破坏及危害。
　　宁宗虽对朱熹的谏言不置可否，却转发了这一奏疏。
　　与赵汝愚的无动于衷截然不同的是，事情引起了韩侂胄的警觉。对政敌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朱熹在天子左右令韩侂胄如芒在背，必须尽快将他排挤出朝。
日期：2012-11-13 13:11:16

　　赵汝愚以为“绍熙内禅”与韩侂胄无关，其他人却不作此想。“然宫中及一时之议，皆归功于侂胄”，韩侂胄利用自己可以随意出入宫掖的便利条件，唆使宫中伶人“刻木为熹等像，峩冠大袖（道学家标准像，深入人心），讲说性理，为戏于禁中。”
　　朱熹担任侍讲之后，与从前程颐任崇政殿说书一样，每次讲的内容无过于正心诚意、人欲天理的一套说辞，要宁宗皇帝的一言一行完全按照圣贤立的规矩行事。
　　按宋经筵旧制，逢单日则早晚进讲，双日为休息日。宁宗本来心智不全，领悟力也不高，朱熹不是因材施教，反而要求侍讲每天进行。
　　在讲授之时，朱熹声色俱厉，摆出一副师道尊严的架势来。朱熹不顾循序渐进的道理，径自“性即理也，何以不谓之理而谓之性？盖理是泛言天地间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云山雾罩的讲来。
　　宁宗如闻天书，茫然不知所云。
　　这样的讲学，对于一个智力发育不完全的天子来说，不但没有丝毫乐趣可言，而且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久而久之，宁宗皇帝产生严重的厌学心理，因厌学进而厌烦朱熹也是应有之意。
　　是以知，今日之学生厌学，与教师的填鸭式教育有莫大关系。
　　只有不是的老师，而无不是的学生。
　　宁宗皇帝每天见的朱熹正是这副道貌岸然模样，见伶人作傀儡戏嘲弄道学家，自然心底乐开了花。
　　感觉人格受到污辱的朱熹难抑悲愤之情，向学生皇帝提出抗议，表示了强烈之不满。
　　见朱熹果真被激怒，韩侂胄趁机进言道：“朱熹所言，多不可用！”
　　此前，朱熹多次上疏议政，已经引的宁宗大为不快。闻听此言，正中下怀。于是手诏“悯卿耆艾，怨难立讲，已除宫观。”

　　宁宗金口玉言一句话，朱熹的帝师生涯戛然而止。
　　值得一提的是，朱熹被罢职后四日，明年伊始改元为“庆元”的圣旨颁布。
　　赵汝愚的庆历元祐梦想还没有醒来，一场新的政治斗争就已拉开了大幕。
　　朱熹还没有提议坐讲，就被学生强迫“下课”。
　　朱熹与程颐二位圣贤，看来都不是合格的老师。道学之不传也久矣，应与道学家不擅答疑、解惑、授业有关！
　　朱熹的被罢职，引发了新一轮的朝堂地震。

　　宁宗没有想到，炒一个讲师的鱿鱼，无异于捅了马蜂窝。朱熹的落职，令一些唯朱熹马首是瞻的道学信徒寢食难安。
　　先是赵汝愚将御笔袖还宁宗，宁宗认为他为助朱熹而不行君命，更是勃然大怒。给事中楼钥、监察御史吴猎等人纷纷上疏，请留朱熹，中书舍人陈傅良虽与朱熹学术有异，认为他虽然“频繁迂阔”，也不应该将他罢黜。
　　朝堂之上的道学集团们群起而攻之，虽然宁宗心中对道学朝臣的势力之大而感到吃惊，却更坚定了宁宗清理朝堂的信念。
　　作为一个帝王，无需朱熹耳提面命，他也深知朝堂之中任何一党独大，都不是社稷之福，或者就是在朝堂之上反对之声喧嚣尘上时候，他已经将朱程理学集团列入了严打的对象。

　　赵汝愚见朱熹被罢为宫观闲职，情急之下，不惜“求去”以请宁宗回心转意，无奈宁宗只是不许。
　　吏部侍郎彭龟年担心朱熹去后，韩侂胄势力坐大，也上疏宁宗指出：“陛下逐朱熹太暴。”同时不忘提醒天子“侂胄窃弄威权，为中外所附，必贻大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