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得名于唐叔虞的儿子變。變继承了父亲的位置，成为了晋国国君。某些古代地质类书籍记载變是因为迁徙到了晋水附近才得国名为晋，这种说法恐怕不足为信。變是侯爵，因此也称他为晋侯變。
　　日期：2014-08-03 15:58:46
　　这里不得不提一个问题，那就是周朝的一个传统，当然是针对贵族和统治阶级的传统，即“男子称氏在前，女子称姓在后”。首先解释一个周朝时期的姓氏问题。依据《国语》、《左传》等等等等先秦古籍的记载，周朝时期姓与氏是分离的。姓有姬、嬴、姜、芈、子、妫、姒、媱、祁等，先来解释“女子称姓在后”，可以参照那个时候很多女性的称呼：文姜、夏姬、息妫、褒姒、季芈、怀嬴、南子、萧同叔子等，每个女性的称呼都把姓放在后面。这就是所谓的“女子称姓在后”。女子称姓是为了区别身份。女子称的姓都是其本家的姓。周朝的礼制是同姓不婚的，因此需要这样称呼女性，时时不忘其来源身份，来保证同姓不婚这一原则。

　　再来看男子称氏不称姓，大家可能比较耳熟能详一些称呼，比如“姬发”、“姜子牙”、“嬴政”等，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这些叫法统统都是错误的。
　　纵观先秦古籍，没有任何一处出现了用“姓+名”这样的结构来称呼一个男子，包括《史记》这样西汉时期的史书，也没有这样的称呼，虽然司马迁本人并没有搞清楚姓氏这些问题。

　　常见的称呼贵族男子的称呼结构是“氏+名”，氏的数目几乎数都数不清，咱们现在所说的姓氏，基本上都是来源于周朝时候的“氏”。主要的来源有因封地得氏、因官职得氏、随父氏、随祖名为氏、与国君关系为氏等。比如晋国大家族士氏，即源于“士”这个官职，在晋国献公时期掌管邢狱，而韩、赵、魏三个氏都是来源于封地。赵祖造父封于赵城，即为赵氏，曲沃武公封宗室一个名叫万的于韩地，即为韩氏。晋献公封毕万于古魏国旧地，即为魏氏。随父氏比较好理解，就是父亲的氏是什么，他的氏就是什么。随祖名为氏也是一种常见的得氏方式。宋国大夫公子荡，儿子是公孙寿，孙子即以爷爷的名字“荡”为氏，叫荡意诸。与国君关系为氏就是比较典型的公子某、公孙某、公叔某等等。定氏在先秦时期好像是一件比较随意的事情。

　　但是无论如何，即便一个人没有任何氏，也不会称呼其姓，比如寺人披、优施、优孟等等小人。称呼诸如“姬发”、“姬重耳”都是违背周朝习惯的。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有的诸侯国君没有氏，该如何称呼？答案也很简单，比如周武王，在他生前可以称呼为“周王”，反正天底下就这一个周王，不会叫错人。死后可以称呼为“武王”，死后就有谥号了嘛。如果不是和他关系很近的，咱们可以仿照《左传》称呼国君的方式，称呼他为“武王发”、“周王发”、“周武王发”等等，都很自由，干嘛非要冒先秦人之大不违，给他加一个不男不女的称呼叫“姬发”呢？同样的，一些国君，除了那种比较明确有氏的国君，比如楚国国君为熊氏，韩赵魏三国国君分别为韩氏、赵氏、魏氏，田齐国君为田氏，其他没有明确氏的国家，比较典型的是秦国、晋国、姜齐这样的国家，这样就可以直接称呼为“秦君某”、“晋君某”、“齐君某”，国君虽然没有氏，但是名绝对是有的，称呼他们没有必要冠以姓。

　　之所以用这么长篇幅来讲述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确实有够严重的，很多人都在犯，不了解这个问题恐怕不能说是懂这个时期历史的人，而了解这个问题仍然在明知故犯，那就是不了解这个时期的社会的人，对历史的理解也是浅薄的。我们必须要知道周朝的礼制是相当严谨的，规定是相当细化的。这也是我称呼为“唐叔虞”而非“姬虞”，称呼“晋侯變”而非“姬變”的原因所在。
　　日期：2014-08-03 15:59:17
　　晋侯變往下，《史记》为我们展现了一套清晰的世系：
　　唐叔子燮，是为晋侯。晋侯子宁族，是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为成侯。成侯子福，是为厉侯。厉侯之子宜臼，是为靖侯。靖侯已来，年纪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无其年数。
　　这五代人，哪年哪月一点都不清楚，在位多久也不知道，司马迁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或许断代工程可以解决的，可惜断代工程也不了了之。
　　往下有了明确的纪年，晋靖侯在位第十七年，发生了著名的“厉王奔彘”事件。周厉王实行专利政策，结果引发了领地人民的不满，大家合力把周厉王驱逐出去。周厉王被驱逐到了汾河，因此在这之后的周厉王也被称为汾王。天下没有了一个管事的周王，那么就需要有人来代理王位，这样就有了著名的“共和执政”。关于这个共和执政，《史记》的说法是周公和召公两个人一起辅政，但是《竹书纪年》的说法却是，有一个诸侯国是共国，共国的国君名字是和，由他来代理王位，因此是共和执政。综合这两种说法，普遍得到认同的是《竹书纪年》的说法。共伯和可以精确为卫武公和，卫国和共国只不过是一个国家的两种称呼。卫武公这是一个很有德政的君主，活了九十七岁。

　　周厉王奔到彘地之后第二年，晋靖侯就去世了。子釐侯司徒继位，从此晋国人为了避讳，就没有了司徒这个官职。这段时期也就是共和执政的时期。关于共和执政，恐怕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开端，因为毕竟共伯和是一个诸侯嘛。这样，我们可以把共和执政理解为春秋诸侯争霸的最早的苗头。
　　到晋釐侯十四年，共和执政结束，周厉王去世，卫武公还政给周厉王的儿子周宣王，周宣王是一个很有武功的王，因此，周王室开始了一段短时间的中兴。晋国也可以乘着“宣王中兴”的快车开始一段发展的历程。晋釐侯十八年去世，儿子晋献侯继位，在位十一年去世，儿子晋穆侯继位。
　　晋国的对外的两次征伐有了明确的记载。
　　这两次征伐，带来的是连锁式的反应，没有人知道这些征伐带来的不仅仅是疆土和人民，也没有人知道这些征伐和一个国家制度的不清晰所造成的最终后果将是多么的严重。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蝴蝶效应，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这只蝴蝶在微微地震动翅膀。
　　晋国的历史从这里改变，虽然只有一个人意识到了，而且他仅仅意识到了一个局部。
　　师服，西周晚期的预言家，他预言到了日后晋国可能的内乱。

　　西周和春秋时代从不缺乏预言家，我们以后会见到很多能力非凡的卜算师、预言家。而且，预言的成功率几乎达到了百分之百。
　　晋穆侯在位第七年，进军讨伐条，或者说是迎战条。“条”是什么？不可考，大概是狄戎之地的一个较大的部落吧，要不也不会导致晋穆侯惨败。晋穆侯进行的这场战役很失败，让他深以为耻，无巧不成书，他的正室齐女齐姜在这个时候为他生了嫡长子，晋穆侯为了纪念这场败仗，给嫡长子取名叫“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