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是地形阻碍了芦冲村的农业发展，那就有些牵强了。因为村民们压根就没有想过在农业上创新发展。乡民们所能做的就是传承祖宗的古法，种好田就行了。亘古不变的是每年都有一个最忙的季节，那就是双抢。从我记事起，我就怕双抢。因为受着时令的制约，双抢是特别的忙，既要将早稻收回家，又要把晚稻秧插下去。那阵子大人们是睡不好、吃不好的。天还未亮就要去秧田里拔秧。拔好两担秧把子，就回家吃早饭，扒进几口饭菜后就撂下饭碗挑上秧把子去田畈里了。如此赶早，也因为这个时候是夏天，天是特别的热，早点出门，多干点活，等中午烈日炎炎时还能休息一会。所以早晚大人们是贪着干活，图的天气不热。而更多还是因为要加快收种进程，过了立秋再插秧，可就晚了，会影响收成的，所以谁也不想落这个后的。家里大人小孩都要出动，不然怎能快起来。像我七岁时就学着做饭了，后来是做菜、洗衣服。做好家务后，还要放牛。只因过早地就要学着大人做家务，所以懂事也特别早。像父母从田畈里回来后，累得直不起腰时，我总会端上香喷喷饭菜来。虽说手艺不怎地，可我看到父母吃得很香，他们从没在我面前说我做的饭菜难吃。这是让我很感动的，即是第一次我把炒糊了的菜端上桌时，他们还是夸了我，说我开始能做饭了。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说的就是如此吧！

　　3
　　论起家乡的农业作物，很单一，只有水稻。虽说还种点小麦，油菜之类，但那也只是小片量的，管自家够吃就行了。所以对外界很不起眼，一年也看不到外面有几个人进来考察或是收购什么的。只因如此，村里领导们对家乡的交通也不重视了。几十年前修的马路还是那样坑坑洼洼地裸露在那里，一遇到下雨天，就不好走了。有时过路车开得快点，会溅起一身泥水。 村村通政策早就发布了，全国各地都在忙着搞村基建。只有我们村是个例外，迟迟不见动静。路不好走，就惹得更没有多少车辆来往了。本不偏僻的村子人为地设置了障碍。把它弄得很偏僻似的。芦冲村不在要道上，离周边几个街镇都比较远。诸如，向北就是陡岗镇，但要走上十几里才到。向东是泥河镇，也要走上十几里路才行。如此不着要道，连村领导也没有信心去搞它。看样子修路是没影的事了。太过于安逸的村民们，面对出行不便的村路，很不在意，就是遇到请拖拉机拉东西时车轮陷泥时，也无非骂几句牢骚话就过去了。只要板车能过就行，只要能走就行，其他的就不关乎了！

　　日期：2011-10-24 21:28:00
　　3
　　这个尽乎偏僻的村子，出了几个人物。在乡村，人物都是受人敬重的。可能是受文丨革丨之风影响较深，乡亲们对人物出于敬重之外还有些敬畏。比如说村长李红卫，村民们哪个对他不点头哈腰的。小孩子要是哭闹不止，大人们总会说：“再哭，再哭，村长来了。”那小孩就不哭了。直钻到大人怀里，很惊恐地看着四周。小孩子这么怕他，也是有原因的，他看见小孩子们总喜欢摸摸头，扯扯耳朵，要不就在屁股上打几下。手轻手重，在旁的大人们不知道，还以为村长那是痛爱的表现呢。只有小孩子知道，还不敢哭，一哭，他就会装成佯怒的样子，看那副脸就很怕人的。我小时候没少被他吓过。每次上学走他家门口过，都胆战心惊，一怕他家那三条腿的狗（从小舍了一条腿），二怕的就是他，他没事干，老吓唬我们。村长大嗓门，那阵子没有免税费和公差时，每到上头派下来公差或是该交税费了，他就会站在他家的大草垛上，一阵大叫，全村人都知道了，该出公差了，该交税费了。他的威信是在那阵子搞计划生育时树立起来的。那时乡上成立了联防队，专门搞计划生育的。他就带着这帮人去生了两胎的人家，强行拉人家女人去做结扎手术。弄得全村鸡飞狗跳，哭爹喊娘。听老年人说，当年鬼子进村就是那个情景。我没见过鬼子进村，我见过他们，那真是威武得很。有人家听到风声，让女人躲了起来。他们闻知，不管三七二十一，见时限内女人不去做结扎手术，村长就会领着小股人马扑进人家，开仓扒稻，要不就牵人家耕牛，要不就上屋揭瓦。总之，他们是有法子对付这些躲避计生的人家。自此，村长的威信渐长了。特别是那些边缘人家（去做结扎手术的妇女是有年龄限制的，正好在那个道道上，可去也可以不去的。）对他更是敬畏。只是现在税费减掉了，也不用去公差了，家家对计划生育也有了深刻认识了，同时也认识到多子并非多福，养儿子并非老来都能赡养。所以都很自觉地遵守着计划生育政策。如此，村长也长年闲在家里，无所是事。再说，曾被他吓唬过的小孩子都长大了，也出去见过大世面了，知道村长是连个狗屁都不是的“官”，也就对他无所畏惧，爱理不理了。为此，他失落了好长时间。

　　除了村长这个人物以外，还有三个人物。一个是我本家的大爹，他是位教师，十八岁就开始教书，我们村里的大部分人都是他教的。像我的叔叔，我的哥哥，我等等。他教书水平有限，毕竟那时不是科班出身，是从乡通讯员转为民办老师的，后来赶上好时机，民转公，他才成了公办老师，一教就是三四十年。我小时候很怕他，因为沾着点亲情，每常他就会喊我上黑板默写，或是背书。偏偏那时我又不肯努力，结果被他打了无数次。那时候，家长和学校是鼓励体罚的。家长们是信奉：不打不成器。学校里讲究：严师出高徒。唉！只苦了娃们，打得手肿了，还不能跟家长说，说了非但得不到安慰，还可能惹来他们的“嘲弄”，打得好，谁叫你不努力呢。是啊，不努力，就要挨打。在那时，是天经地仪的。现在想想，也幸亏那时他对我严格些，要不然，我肯定就飞了。（飞了，方言，就是废了的意思。）大爹虽说教书水平有限，还说不准普通话。可他能写一手的好毛笔，能写古体式的祭文。周边的四村八庄都知道他能写，一碰上丧事就会找他写大字，写祭文。像我们这一代，怕是没人会写了。就因为如此，大爹也成了村上的人物。

　　人物还有刘文举，人称刘半仙。他能画符，能除邪。还能看云识天气。文丨革丨时，破四旧，人们在他家搜到几本看相的书及一本老黄历，为此，他也遭了不少罪。当过四旧人物批斗过，挂过连枷，带过高帽。后来文丨革丨结束了，改革开放了，他就跑出去走南闯北给人家看手相算命，赚了些钱，回来后盖了房子。后来因年纪大了，在外跑不动了。就长年呆在村里。有人请他除邪，他也会去的，赚几个小钱。村里的土地庙就是他张罗修建的。我见识过他画符。那是小时候，我感冒了，发烧。母亲就拿来一碗水，一把筷子，用土方法替我占了一卜,没有占出是谁摸了我。 于是母亲就拉着我去了刘半仙家里，他摸了摸我的头，知道我烧得厉害。便问我可走黑路了，我说没有。又问我可做恶梦了，我说做了。他点点头，像是知道了什么。然后拿出几张黄纸条来，用毛笔在上面画上朱砂符来。画好后，让我母亲拿好，并嘱咐我母亲要将符贴在大门上以及我睡的房门上，还将一张符放在我的枕头下。说来也怪，第二天我的烧就退了。如此几回了。现在想想，也许是心理作用吧。现在人相信这个很少了，有个头痛脑热的都会跑到乡卫生所里去打点的了。无所是事的他，就组织村里的老妇女们做会。入会的人，轮流做会。所谓做会就是交份子，然后大家一起去庙里烧香，回来后，在一起吃顿饭。因为入会的人很多，他这个半仙也就抖擞起来。每年为这乐此不疲。闲时，时常有人与他斗趣，明天有没有雨？大豆宜种不宜种了？他总是笑而不答。问急了，他就会说天机不可泄也。为什么如此，只因现在环境染污得厉害，他就是看云也说不准了，只好一笑了之。